梁启超的美国
“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梁启超在游记中写道。
二
他的经历也正是一个19世纪知识分子的普遍性经验（不管他是欧洲还是亚洲与非洲的），他们都面对一个地理的、历史的、思想的、物质的迅速扩张的世界，既为此兴奋不已，也为此焦灼不堪，他们都有着压缩的、重叠的人生。
但到了1903年，他的想法再度发生了变化。在康有为的压力下，他与孙中山的关系冷却，更重要的是，他对于革命的看法变化了，按照历史学家张灏的说法，即使“没有明确反对暴力推翻清朝统治的话，那么至少他已倾向于贬低它的意义”。而美国之行，尤其是旧金山的暂居，令他彻底确认了这种“反革命”的思想……
美国是他30年来遭遇的最强大与繁盛的国家，他所寄居的日本也正是因美国人的黑船才开始变革之旅的。
“生计界之拿破仑。”梁启超这样形容他。梁启超孜孜以求的正是为中国找到富强之路，摩根可能正握有这富强的钥匙。
旧金山唐人街，2015年
除去沟通不畅，很有可能，梁启超也在摩根面前感到慌乱。66岁的摩根正处于他权力的顶峰，他身材高大，他的大鼻子与他的巨大财富一样世人皆知。在大西洋两岸，摩根的崛起也代表着世界权力的西移——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伦敦移到了摩根的纽约。30岁的梁启超虽以一名中国流亡领袖闻名，却仍处于他的个人的探索发现时期。他原本想和摩根谈谈写作问题，但还是主动放弃了。
在笔记上，他事无巨细地记下了一个个托拉斯的名字，它们的产业、资本额度。人们普遍相信，是它们支配着美国。梁启超相信世界的竞争正从军事时代进入经济时代（他称为“生计时代”），这些托拉斯很可能是其中的关键。而在这些托拉斯的缔造者中，没人比金融业的摩根更著名、富有权势。他刚刚重组了美国钢铁公司，资本额超过10亿美元，风头甚至超越了石油业的洛克菲勒。
在《新大陆游记》，这场会面是最妙趣的插曲之一。这本写作于1904年的游记至今读起来都妙趣横生。他将“波士顿倾茶事件”比作林则徐“虎门硝烟”，它们都开启了各自国家的新历史。他引用了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形容纽约的贫富差距，当他从纽约、波士顿、费城到环境更安静的华盛顿时，说“正如哀丝豪竹之后，闻素琴之音，大酒肥肉之余，嚼鲈莼之味”。他还诧异地发现美国社会对妇女的重视，男人们在街上行脱帽礼，在车厢里主动让座，这正是美国平等精神的象征。他想寻找一个印第安人一查模样，却无所得……
这也是一次被推迟的旅行。早在1899年，他就试图前往北美。他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一直深感兴趣。日本的生活大大拓展了他的政治视野，他对于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兴趣。而4年前，因为一场瘟疫的流行，他被困在夏威夷半年之久。那时，他与孙中山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期”，并对“革命”有着颇多兴趣，尤其是目睹着清王朝对义和团的鼓励，更是感觉到满人统治早已腐朽不堪，似乎只能用“革命”来荡涤这污垢。
梁启超到来时，美国正处于它的一个“历史分水岭”。在分水岭一边，是一个农业的、地方性的、价值保守的美国；在另一边，则是一个工业的、全球性的现代美国。几乎从一切方面，人口、社会组织、经济、技术、道德，美国都面临着深刻的、充满希望的，却也困苦不堪的转变。
对梁启超来说，这是个期待已久却不对等的会面。在1903年的美国之行中，他发现垄断商业组织Trust（托拉斯，他翻译为“托辣斯”）是公共生活中最热门的话题——“要之最近十年间，美国全国之最大问题，无过托辣斯。政府之所焦虑，学者之所讨论，民间各团体之所哗嚣调查，新闻纸之所研究争辩，举全国八千万人之视线，无不集于此一点。”
他详细记录电报线路的铺设、港口轮船的吨位，纽约的高楼与交通工具，“十层至二十层者数见不鲜，其最高者乃至三十三层”，每日的生活被“电车、汽车、马车”所包围。他也发现这力量不仅是来自物质与技术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尽管彼时的美国仍普遍被欧洲视作“暴发户”，但它的公立图书馆、博物馆、大学都给梁启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美国的现代新闻业，它足以代表知识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盖泰西之报馆，一史局也……其最足令吾起惊者，则文库是也。故无论何国，有一名人或出现或移动或死亡，今夕电报到，而明晨之新闻纸即登其像，地方形胜亦然”。
“凡事业之求成，全在未着手开办以前；一开办而成败之局已决定，不可复变矣，云云。”日后，梁启超只记下了摩根的这句临别赠语。
这是个大开眼界的旅程，梁启超将7个月的旅程——从北部的温哥华到南部的洛杉矶，历经3座主要的加拿大城市、28座美国城市的旅程——变成了一场知识探索。
梁启超见到了J. P. 摩根。原本5分钟的会谈在3分钟后就草草结束了。考虑要在广东话与英语间翻译、不可避免的寒暄，他们的实质交流几乎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