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美国

他正处于影响力的顶峰，流亡没有摧毁反而造就了他。流亡令康有为越来越被推入一个冥想的世界，却让梁启超从老师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发现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

在相当程度上，梁启超的观察是托克维尔式的，他尝试理解另一种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结构与风俗。这是启蒙运动以来最重要的知识传统，这也正是梁启超不遗余力试图带入中国的。这视角也很有可能令《新大陆游记》成为中国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游记或是报告文学，它不再如传统文人那样描述风景或是内心，而尽可能地描述政治、社会环境、他所遭遇的人物，书中蕴含了庞杂的信息。

在城市之光书店的书架上，梁启超正看着我。竖领白衫，系着领带，中分、服帖的短发，镇定的眼神，与梁朝伟有几分相似。照片上弥漫着自信，他不像是一个流亡者，似乎也不担心清王朝对他人头的高额悬赏。

与托克维尔一样，梁启超不是系统式的思想家，也不是学术观点的迷恋者——他们是直觉式的。强烈的问题意识给予他们独特的视角。来自君主之国的托克维尔寻找的是“民主”，相信民主是我们时代独一无二的理念，是历史的潮流。梁启超的最大热忱则来自美国如何富强，而中国又可能从中借鉴什么。在与美国华人的接触中，他深感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是不适合中国的……

一

梁启超1903年的旅程，是为了巩固保皇会在北美的影响。因为唐才常1900年革命的失败，保皇会陷入了暂时的低潮，它需要新的鼓舞。作为保皇会的第二领导人，梁启超是恰当的人选。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保皇会的宣传照片中，光绪皇帝出于中间，康有为与梁启超分居左右。其中，梁启超带着瓜皮帽、面颊胖嘟嘟的，一点没有温哥华那张照片的英气。这照片也是他们重构历史努力的一部分。梁启超与光绪皇帝的关系从未密切，他们只见过一面，而且因为梁浓重的广东口音，他们也从未发生有效交谈。尽管如此，梁日后还是写出了栩栩如生的《戊戌政变记》，仿佛他在所有的历史现场，倾听到所有谈话，洞悉了所有的心理活动。这夸大的，也偶尔虚构的历史，是这些流亡者获取合法性，赢得同情、尊敬与募捐的重要方法。

J. P. 摩根是这一转变的象征之一，他代表着金钱的高度垄断。托拉斯既是财富的来源，它是转型期种种社会疾病的替罪羊，它似乎腐蚀了美国生活，贫民窟、商业与政治腐化、城市管理、种族偏见、贫富差距诸多问题似乎都与它有关。

保皇会可能变革中国，从而给予常在海外遭遇不公待遇的华人以支持。与另一位试图变革中国的流亡者孙中山不同，保皇会的领袖康有为不仅是进士与举人出身，还是皇帝的高级顾问，他携带密诏（这点日后被证明是夸大其词）出逃。对天性保守的海外华侨来说，前者推翻满清的革命共和学说实在离经叛道，后者不仅拥有天然的合法性，其君主立宪之主张也更符合他们寻找明君的思维方式。

梁启超会见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则是另一个象征。梁启超称罗斯福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相仿，是世界舞台上最令人赞叹的政治人物。他代表着一个新兴帝国的扩张。罗斯福是美西战争的狂热支持者，他将国家的扩张比作历史的生命力——“每一次扩张所以发生，是因为其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我们仍处于血气旺盛的青壮年阶段，仍处于辉煌灿烂的盛年的开始时期，能够和那些疲惫不堪的人坐在一起，和那些羸弱的懦夫掺和在一起吗？一千个不。”

在散落世界的华人社区中，保皇会受到了热烈的响应，它很快从加拿大蔓延到整个美洲、东南亚、澳洲……这些华人社区的感受，就如同一位保皇会员日后说的：“溯自我会长康梁两先生未倡维新会以前，我海外华人逾于今者数倍，未闻有立一会以救国，未闻立一会保种。”

梁启超陶醉于这生命力，因为中国多少正是“疲惫不堪的人们”。他也对其中的扩张感到不安，新兴的美国正加入帝国的行列，“吾恐英国鸦片之役、法国东京湾之役、德国胶州湾之役，此等举动，不久又将有袭其后者”。

这形象该是来自一张合影照片。那是1903年的温哥华，他与当地的保皇会的领导成员会晤。保皇会创立于1899年7月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它原本是一群华侨的“保商会”，因为康有为的到来，它被即兴改作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保皇会希望囚禁中的光绪有朝一日能重掌权力，如俄之彼得大帝、日之明治天皇一样，带领中国进行戏剧性的、自上而下的变革。它背后蕴含了这样的逻辑——皇上舍身为民，保皇才能保国，有国才有侨民，才能保商。它也叫“保救大清光绪皇帝公司”，不过在英文世界，它更普遍被称作“中国维新会”。

借由这二人，梁启超感觉到一个政治与经济上双重集权的时代到来。他必定还不知这两种力量是冲突的。国家权力与托拉斯正在争夺国家生活的制高点，罗斯福曾公然向摩根的著名鼻子挥舞拳头。

梁启超是19世纪的全球化浪潮的受益者。经由日文的书籍杂志，他接触到一个迅速转型的西方思想领域，全球旅行开拓了他的眼界。他在横滨与东京编辑的杂志被不断偷运到国内，给一代人展现了一个崭新的知识与思想的维度。短短几年中，他由一个辅助性的旧政治变革者，变成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一个舆论领袖，还是一个全球旅行家。他甚至难有一个流亡者的飘零感：在日本，他被青年人包围着；当他前往东南亚、澳大利亚旅行时，海外华人热烈地欢迎他——移居海外的广东人造就了一个世界性的网络。而当地的政要与新闻界对他趋之若鹜，认定他握有中国的未来。

他也对美国民主政治充满了怀疑。他发现民主政治是平庸者与腐败者的游戏，频繁的选举令政策难以持续，往往是三流人才加入政治生活。幸好他没有读到正大获全胜的“黑幕新闻”的报道，他的最大胆、生机勃勃的美国记者同行正在把美国描述成一个一无是处之地，城市充满罪恶、托拉斯摧毁普通人的生活、政客们沉湎于欺诈，个人面对这个物质巨人无处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