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诗人的转变
——柏桦《水绘仙侣》
蒙古人最终到来了，精致、典雅的宋朝覆灭了。同样的情景似乎在4个世纪之后再次上演。来自北方的民族再度到来，风雅、成熟、富足的明朝再度失去了响应的能力，甚至文天祥式的抒情式英雄主义都消失了，文人的领袖钱谦益投降了，而冒辟疆，不管他有多么潇洒的形容，多么男性化的名字，在稍做努力之后，仍旧退回到个人世界里。
一件大事正期待着冬天。
我无意、也厌恶用道德高下去审判什么人。但是，我相信在那些文人推崇的精致、风雅中，必定早已埋下了溃烂的种子。它使得那些美缺乏力量，使得自由带着某种麻醉……我直觉到这种文化情绪中的虚伪与不真诚。这种虚伪和不真诚，既无助于守住江山，可能也妨碍创造出更伟大的作品；它也使得文字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相去甚远。书生们在纸上幻想出一只狐狸可以幻化成佳人，或是慷慨激昂的诗词足以击溃来犯的敌人……我甚至怀疑在《影梅庵忆语》中，冒辟疆的多少回忆是真实的，而不是自我欺骗的。
光景饱满地催促，一刻都不愿挽留，
柏桦的电话打来时，是5月13日的下午。他的新书出版了，经过漫长的停顿之后，确切而言是15年，他又写出了诗篇。
在一些偶然段落，我又读到了那个我迷恋的柏桦。比如第150页关于“白夜”的注解。“俄罗斯的‘白夜’，帕斯捷尔纳克的‘白夜’，是‘寒意侵袭着我们’，是单薄的两个人与国家机器相抗衡，那是一种惊世骇俗的力量。但水绘园的白夜，是花前月下，一对神仙眷侣及一群好友轻轻地生活，不打扰人家，亦不回应时事。他们只为自己的似水流年、如花美眷而生活着，做一份人家。”这也是他对于自己转变的解释，“没有对抗，只有隐逸”，那个俄罗斯与波德莱尔式的热血、燃烧，变成了“孤云独去，众鸟高飞”——柏桦相信，这正是中国的语境与感觉。
一
像多年前一样，我仍不知怎样去品评诗句。我感觉得到柏桦努力而真诚的尝试，但我也感觉得到他的尴尬：他想丢弃自己熟悉的节奏、情绪、意象，但同时新的精神资源却尚未丰沛——在此刻的中国，回到或借助晚明中国的语境，谈何容易。就像江弱水在序言里提到的，社会动荡、军事侵略、政治肃杀、环境污染，早已让江南只存于故纸之上了。
《西西弗斯的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
我担心这些怀疑惊扰了这本书的诗情，对现实环境的感受再次干涉了我对于文学的理解。或许是因为，我们再次身处一个逸乐的年代。的确，遍布中国的卡拉OK、洗浴中心、高级餐厅，不再有水绘园中楼台水榭的精巧，而流行歌曲不再似江南丝竹的清幽，那些被LV、CHANEL武装的姑娘，再不比秦淮八艳的风华绝代……但是，谁能说其内在气质不是一脉相承呢？人们不都是以外在之物来搪塞自己内心更深层的渴望，来回避本应痛苦的挣扎和求索吗？
不祥的签诗也抵不住它的速度；
在回避内心深层的痛苦上，中国人的确如谢和耐所言，我们“很有一套处世的哲学”。正因如此，回到个人的小世界，不是为了培养真正的独立精神，也无力确认一套与公共原则不同样的私人原则，而经常变成了一种逃避的借口。即使在对美的追逐中，个人都不是变得更坚强，而是更脆弱了。
这一年的春天太快了，
我已经离题过远了。柏桦的新书，或许未能带给我期待的阅读感受（期待一个作家满足读者的感受，又是多么的愚蠢和偏狭），但它的确激起了我某种求知的热忱。而引诱人们去探索自己命运中更深刻的意义和不幸，不正是一个诗人最重要的工作吗？
我还不由自主回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眼光。我对于冒辟疆的个人故事，没有那么多的向往与同情；我也无法同意柏桦用布罗茨基的“美学高于伦理”来为逸乐辩解，这句话经常被滥用，在布罗茨基的诗句中存在着高度的精神严肃性与伦理上的自觉，它们与中国式逸乐中的逃避、沉溺截然不同。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
伴随我对这本《水绘仙侣》阅读历程的，还有谢和耐所著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纵乐的困惑》和戴仁柱（Richard L. Davis）的《十三世纪的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尽管3位作者都有着典型的汉语名字，但事实上他们是分别来自法国、加拿大、美国的汉学家。前两本也是柏桦在书中不断引用的素材之一。可惜我没去翻阅胡兰成的作品，那是柏桦这本书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这个民国才子一心要在乱世中仍持有从容与审美，却沉醉其中而忘记了变节的耻辱与危险。
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象和光芒的宇宙中，人看起来是异邦的，是陌生人。他的流亡无法治愈，因为他被剥夺了一个失去的故乡或一片应许之地的记忆。这种人和生活之间的离异，演员和背景之间的离异，正是荒谬感。
我无法把这些书的内容展开。但是，我在这3本书中读到了某种一以贯之的东西。13世纪，也正是南宋末年，蒙古入侵前夜。对汉人来说，那是个国家将灭的时代。但这不妨碍汉人将偏安的杭州城建设成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人们在其中沉醉不知归路，就像谢和耐写到的“直至兵临城下之前，杭州城内的生活仍是一如既往的悠哉闲哉”。平民的生活如此，而朝廷之上，文人官僚们则分成主战派与主和派争论不休。他们或许立场不同，但其思维方式却极为相似。主和派不理会危险的迫近，只将头埋进享乐的沙堆中；而主战派也同样不理会现实的困难，只将所有的热情释放到语言的快感里，他们盲目表达自己的道德高度与情感愤怒，却没有兴趣将这种愤怒转化成具体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