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预言家
当说起母亲时，姜文突然温柔起来，他对无法处理好母子关系感到无奈与遗憾。《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小军妈，《太阳照常升起》中的疯妈，她们都强悍有力，令儿子不知所措。这或许也是姜文对现实困境的另一种表达。当他兴冲冲地拿着中戏录取通知书到家时，妈妈只是提醒，他还有一盆衣服没洗；当他想买一套新房给她住时，她拒绝搬出平房。他的所有努力与成就，似乎都赢得不了她的心。有那么一瞬间，我都想拍拍他肩膀，说一声，兄弟没事，都过去了。
这个广告刊登在某一期《Life》杂志上，这份早已停刊的杂志是我视觉意识的开启者。尽管愤愤不平，我却不得不承认，一张照片有时的确抵得上1000个单词。这也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形象即实质，可能比实质还重要。
这个柔软瞬间转瞬即逝，他立刻又变成了满不在乎、一切皆知的姜文。他不关心电影票房、不关心观众的反应，不关心媒体的批评，不关心传统的影响，一切皆是误读，艺术家只能表达自己。
等候电梯时，突然想起一则旧广告。四幅照片并列，依次是一瓶伏特加、一辆劳斯莱斯、一张海明威头像，照片下分别写着酒、车、作家。我忘记了第四张，应该是广告主，它标榜自己就像前三者一样，在各自领域有着不言自明的号召力，符号价值甚至超越行业本身。
我们在“传统”的问题上产生了争执。姜文以一种充沛的自信著称。他29岁前往美国，见到马丁·斯科塞斯、罗伯特·德尼罗时，没表现出任何不安，在与正当红的迈克尔·道格拉斯的合影上，身穿白色T恤的姜文挺着胸脯，带着自信的微笑。这是1992年，中国仍处于开放的初期，几乎所有中国艺术家与知识分子都处于严重的“西方焦虑”中。
如何处理另一个时空，则是姜文创作中的永恒主题，不管是演戏还是导演，他都在展现一种历史意识。他却说，自己的时空是混乱的。“我没觉得时间重要，”他说，“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拍电影把自己的脑子、把时间给拍乱了。”对姜文来说，主观的感受比客观的存在重要。《阳光灿烂的日子》拍摄于冬天，他让人用喷火器融化掉地上的冰，然后让演员脱下大衣，穿上夏装，尽管耿乐与夏雨背后的树甚至没有叶子，“你还是觉得很热，这已经扰乱你对时间的认知了”。真实很容易摆布，主观感受反而更为真实。对姜文来说，他的人生是按照参与的电影来编排的，所谓的现实生活倒退隐了。
记得1995年夏天，高考结束不久，我与同学骑车穿过北洼路，去看刚上映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马小军在屋顶上的流窜，背着军挎打架，镇完东单镇王府井的口气，还有米兰的丰满身形，牢牢刻在脑中。这感觉熟悉又陌生。我们都成长于长安街沿线的军队大院中，对那些苏式建筑、领袖雕像、呼啸而来的少年，以及他们无处释放的荷尔蒙，再熟悉不过。它也是陌生的，北京已一头扎入新时代，动物们不再凶猛，暴力、闲散、狂妄都消退了，少年们着迷港台的流行文化，消费主义暗涌。
他还说起新电影的创作源起，对老北平的看法，对民国的理解，他的历史意识的形成……总之，历史是一种不真实，是一个借口，你借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不无忐忑，更需要这种预热。这与姜文在我青春期扮演的角色有关，也源于他的种种传闻，他桀骜不驯、一言不合就让对方下不了台，尤其是面对媒体时。
我熟悉他的语气，它满不在乎，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智识与经验上的优越感。它是皇城人的自得与新贵们中心感的双重混合，一种下意识的俯视感，一种“这都不叫事儿”的劲头。少年时，我和同学们都曾刻意模仿。
一
这自信令人钦佩，或许也会导致某种封闭。姜文很少承认他人给自己的影响，除去赞扬过于是之的表演，他几乎从未提及传统——不管是中国的电影、戏剧传统，还是欧洲、美国的电影传统——对自己的影响。他的角色被谢晋、谢飞、张艺谋所塑造，他深受《美国往事》与《教父》的影响，《一步之遥》片头更是对它的戏仿，但他总致力于传达这样一种印象：他就是他，他孤立于时间之外。只是偶尔，他承认奥逊·威尔斯是天才，因为他25岁就拍出了《公民凯恩》，而他自己29岁才开拍《阳光灿烂的日子》。
灿烂的“野蛮人”
当我追问传统对他的影响时，他反问说，什么是传统，是裹脚、不洗澡、卖孩子吗？当我说于是之、英若诚就是传统，他又反驳说，这在他心目中是“传奇”，是打破传统的“传奇”。我理解他的观点，又觉得他陷入了某种蒙昧。这与一代人的成长经验有关，他们的青春是在破坏，一种对传统的藐视中成长的，这给予他们一种特别的生命力，不为固有观念所困，敢于用各种“拿来主义”，尊重自我经验。可是谁也无法回避问题的另一端：他们往往误以为自己的经验就是全部经验，对更大的、可能迷失的世界心怀抵触。再与众不同的自我，最终都将进入一个传统的河流，所有人，不管你多么富有天才，都是在共同写一本世界之书。一个艺术家最成熟的阶段，不是在彰显自我，而是消除自我，融入人类文化的河流。
姜文的工作室就在亮马河旁的一座公寓中，它朴素、线条生硬，保留着晚期集体主义的夕照。他约我12点见面，吃一顿简单的午餐，再开始正式采访。他那迷人的妻子之前对我说，姜文是个害羞之人，需要一番心理预热，像所有姜文身边的伙伴一样，她称他为“姜老”，尽管私下也同样抱怨他难以控制的孩子气。
我发现自己立刻被这语气所裹挟。就像马小军被那些更年长、果断的小混混吸引一样，我也希望自己和姜文来一番对答，充满北京大院子弟式的机锋。这令人愉快却也危险，彼此哈哈一笑后，往往什么也没说。比如说，我问他是否做自我分析，他说做，但比较难，就像揪着自己的头发向上拽，我又问他拽得怎样，他指着自己的光头说，这不是特意把头发剃了嘛。
他们也的确不无相似。姜文咧开嘴的笑容、寸头、那对扇风耳，像胡子拉碴的海明威一样令人难忘。他们都英俊、才华横溢，具有高度个人化的风格；他们还乐于展现自己的雄性特征，是各自时代的男子气概的象征，有一种“野蛮人”的魅力。他们因此获得一种显著的无龄感，即使到了晚年，海明威还在竭力展现自己的活力，四处吹嘘可以让第4任妻子彻夜兴奋；当你说起姜文，很难意识到他已在舞台中央活跃了30余年，当同代人都被陷于某个具体时代情境时，他却总能激起新的社会情绪。
这种机智把问题轻松划过，也回避了真实自我。这也是姜文令人好奇之处，在荧幕上表现出的一以贯之的才华、荷尔蒙与傲慢背后，真实的他到底是何样？他是用骄傲来掩饰不自信，用冲突来消除羞涩，用不断展现男子气概来压抑住自己的男孩气吗？
姜文的肖像也同时跳入脑海。倘若设计一幅类似的中文广告，或许可以用茅台替代伏特加，红旗变作劳斯莱斯，姜文取代海明威，他的肖像下同样可以写下“演员”或“导演”，不必做多余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