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的历史？

“俄国新十二月党人”。2012年1月的《纽约》杂志这样称呼一小群普京的抗议者。在标题下，还加上了普希金1825年对“十二月党人”的描述：“他们不停地聚会，无论高脚杯里的葡萄酒，还是玻璃杯里的伏特加，他们一饮而尽、慷慨激昂，他们发表言辞激烈的演说，有时聚在焦躁的尼基塔那里，有时又跑到谨慎的伊利亚家。”

历史研究既是躲避，又是反抗。在这压抑、沉闷的年代，“十二月党人”的激越故事，他们在伦理与美学上的主张，不啻是对此刻的最佳控诉。这又是安全的控诉。倘若苏维埃因推翻沙皇俄国具有合法性，这些同样的反抗者也具有合法性。苏联从未完全杜绝从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19世纪文学、思想传统，被每一个苏联人牢记的普希金也是“十二月党人”的半个同路人。

此刻，普京将再度竞选总统的消息已传出。修正不久的宪法已将总统任期从5年延长到6年，这也意味着倘若他当选（必定会再度连任），他的实际统治将从2000年延伸到2024年。这也令他成为俄国历史上最长的统治者之一。

苏联的“异议传统”也是从这个时刻开始兴起的。1966年，对两位作家西尼亚夫斯基与丹尼埃尔的审判，既开始了对知识分子新一轮的打压与控制，也让一小群最勇敢的人会集到一起，他们成为了“异议者”，其中最著名的是作家索尔仁尼琴与物理学家萨哈罗夫。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公开性”帮他缓解了这种道德焦虑，他积极投身于迅速涌现的公共讨论中。他坚信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在俄国传统中，国家权力占有绝对的支配，社会群体薄弱，改革只能自上而下地发生，在这种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声音至关重要，它能提醒、建议、警告这个绝对权力。

他从未公开地展现政治态度，他与“异议人士”保持距离，甚至“准异议人士”的标签都让他愤怒不已。但这道德上的暧昧也让他付出代价。在他的日记、著作中，他用历史人物来自我慰藉。他将普希金描述成一个政治思考者，普希金同情“十二月党人”，却不同意他们的暴力手段。纳坦也对历史学家卡拉姆金充满认同感，后者编纂了权威的俄罗斯史，攻击伊凡大帝是暴君、谋杀者，却也在尼古拉斯一世的严酷统治中保持了自己的空间。

他同时保持着某种审慎，对他来说，俄国的历史曾充满“自由的幻象”。亚历山大一世也曾把俄罗斯拉向西欧，但随即尼古拉斯一世又回到封闭与压制，亚历山大三世解放了农奴，激起了暂时的希望，但沙皇帝国还是被一个更强大封闭的系统取代。他把戈尔巴乔夫的兴起视作第三次“自由的幻象”。他把历史视作螺旋式的上升，一些特质不断重复，但它们又不尽相同。

纳坦的声誉在20世纪70年代到达顶峰，不仅出版书籍，他还参与历史节目的制作，成为正在兴起的视觉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他似乎卡在了一个“正确”的位置，对官方来说，他在容忍范围；对知识分子来说，他进行了知识探索，还展示出某种自由姿态；对公众来说，他对俄国历史中的“阴谋”与“权力”之探索，则满足了强烈的、猎奇式的好奇心。

这次幻象将持续多久，导致什么结果？纳坦·艾德尔曼卒于1989年，他未能看到失控的90年代、普京在之后的崛起……

在20世纪60年代，借由高超的人际技巧，纳坦小心翼翼地重回学术界。他接触到赫尔岑的资料，以他编辑的流亡杂志，他出版了论文《作为出版家的赫尔岑》。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赫尔岑的三部曲传记。对于一名历史学家，这是最佳选择。苏联历史笼罩在意识形态中，沙皇帝国的历史有着更大探究的自由。如果放在更长的视角，理解沙皇帝国更显得必要，苏维埃革命到底缘何发生？而俄国的自由传统则对当下是个莫大的鼓舞。

谁是我们的纳坦·艾德尔曼？二月河的帝王小说、唐浩明的将相传奇，都曾风靡一时。倘若纳坦着迷于阴谋与自由，他们则沉醉于权力与人际关系。这或许也是两国历史的微妙差异，即使都浸淫绝对权力的传统，俄国仍会赞叹那些异端，仍会有“十二月党人”式的异端，他们来自绝对权力的核心，却背叛了这绝对权力。但从二月河的康熙大帝到唐浩明的曾国藩，或许再到眼前的甄嬛，我们对权力、对权力代表的中心价值，只有彻底的膜拜、沉醉，一心想学到其中的各种小技巧……

尽管如此，纳坦也是个迟来的政治觉醒者，并未怀疑这个制度。直到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因赫鲁晓夫的著名报告，他才开始思考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缺陷。随即因一个学术讨论小组，卷入一场政治风波，丢掉了中学教职。

二

纳坦深谙此道。他出生于1930年的莫斯科，即斯大林牢固攫取权力的那一年。他的父亲是一名记者与戏剧评论家，曾参与对帕斯基尔纳克的公开批判，但他自己也难逃厄运，作为一名犹太人知识分子，他在1949年被卷入莫名的指控，因此入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