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联盟
这一切也与布莱希罗德的保护人俾斯麦有关。这个19世纪最令人赞叹的政治强人既造就了一个统一的、咄咄逼人的德国，也给新生的德国人带来一段不快乐的时光。他对自由有着天然的不信任，更没有兴趣建立一个能保护基本个人权利的制度。他对权力的绝对崇拜、他那强硬的个人作风，都让整个社会陷入持续性的紧张感。长期积郁的紧张，增加了偏狭与愤怒。而布莱希罗德将成为这种种复杂的、纠缠在一起的力量的某种替罪羊。
二
在我的书架上，这本《金与铁》（Gold and Iron）已经放了7年。忘记了是在查令街上的哪家二手书店，我无意中发现了它。那时，我迷恋大书，就是那种动辄上千页，体积与内容都令人望而生畏的著作，这一本无疑如此。它肃穆地插在历史区上，封面已丢失，但黑色硬皮的包装、书脊上烫金的“金与铁”的标题发出特别的诱惑。我把它端在手中，既感到重量，也看到它的副标题“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尽管甚至念不出布莱希罗德的发音，更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笃信这一定是本气势恢宏的著作。我也喜欢“金与铁”这个漂亮的标题。“当前的重大问题不是靠演说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是靠铁与血”，我记得俾斯麦斩钉截铁式的判断。把“铁与血”替换成“金与铁”又有何种意味？
这位叫布莱希罗德的犹太银行家与他的庇护人俾斯麦的交织关系，构成了这本双重传记，在他们背后，是德意志帝国的轰然崛起。
7年来，我常鼓起勇气翻开它，但随即又放了回去。我对于犹太人话题缺乏兴趣。它或许在欧洲历史中占据着中心性的位置，我却缺乏这种与宗教、文化相关的敏感性。我对俾斯麦与德意志的兴起充满兴趣，却又常被当时复杂的政治关系困扰：普鲁士与其他公国之间的关系，统一后的德国与欧洲列国的纷争，一个俾斯麦的“铁与血”的神话无法涵盖这种复杂。
一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盖尔森·布莱希罗德再度被这桩丑闻困扰。
一切源于一桩从未被正式确认的偷情行为。1868年，一位名叫朵萝提·科洛纳的柏林女人声称，因为布莱希罗德的存在，她与丈夫离婚了。44岁的布莱希罗德是普鲁士最富有、知名的商人之一，作为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他还有着一般商人难以企及的特权，尽管他是个犹太人。
这桩丑闻很快被压制下去。柏林的警察系统介入其中，布莱希罗德也付出了一笔赔偿，安排这个女人离开德国。在这短暂的插曲后，布莱希罗德的财富、声名、权势即将因与俾斯麦的特殊关系，迎来戏剧性的提升。
这个女人并未消失。几年后，她重回柏林，开始持续不断地骚扰布莱希罗德，威胁公开丑闻，不停地索要金钱。柏林的警察、司法系统也拿这个女人没有特别的办法。更糟的是，一名人品低劣的前警察施魏林加入了这个女人的队伍，与她联手敲诈这位银行家。他们的无耻与勇敢背后，是一股越来越强烈的反犹风潮。
不过，它的作者弗里茨·斯特恩却从此进入我的视野。出生于1926年的斯特恩，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或许也是我最钟情的一种类型。他用典雅、雄辩的语调写作，同时穿梭于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之中。
他还有一个或许过分多姿多彩的人生。他出身于一个杰出的德国犹太家庭，侥幸逃脱了希特勒的统治。在美国，爱因斯坦曾劝他学习物理学，他却选择了历史。他赶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黄金时代，他的年轻导师中有文学批评家特里林，告诉他欧洲知识分子的悲观意识；他的论文指导者，则是文艺复兴式的人文学者巴赞；在宿舍里，与他进行过争辩的同龄人则有艾伦·金斯堡；当他留校任教后，又与天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成了同事，后者对于政治、社会心理的洞察深刻影响了他的历史观。
当他在英语世界奠定声誉后，又重回德国。他与施密特总理纵论20世纪，又成为柏林墙倒塌后的美国驻柏林大使的顾问，参与重建德国的商讨。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他成为了声誉卓著的德国和平书业奖得主。尽管一些人批评他的虚荣、他对于名利世界的迷恋，但没人否认，他对于人们重新理解德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读了他的一本专著《文化绝望的政治学》、一本文集《爱因斯坦的世界》，很是被他理解历史的新颖角度所吸引。他曾说，因为希特勒在20世纪历史与他个人经历中的绝对性主宰，他把一生精力都用于理解第三帝国如何兴起、它的历史根源何在。他也试图在19世纪的政治、社会心理中寻找这场灾难的源头。他相信，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与俾斯麦的德国间，存在着强烈的连续性。德国的政治文化、大众心理，为理解德国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分析。
在欧洲，对犹太人的歧视由来已久，即使在19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解放”潮流，但犹太人从未被真正平等对待。1873年的经济危机爆发后，富有的犹太人再度成为标靶，似乎是他们的贪婪、投机造就了萧条。再接下来，这个女人沉默了，施魏林继续指控，并迎来了新的同盟，一名反犹太领袖。这桩私人丑闻有了更为明确的时代意义，在1891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布莱希罗德被描绘得不仅榨干了德国经济，还代表着“纵欲、做伪证、腐败的故事”。两年后，他们又在另一个小册子中写道：“德国人已经如此接受一个腐化千年的外来种族，他们以钱袋为上帝，以欺诈为信仰。德国人，团结起来，为德国的法律体系而战，否则你们将再无出头之日。”
这种赤裸裸的攻击也与俾斯麦在1890年的下台相关。即使在位时，宰相都未必愿意为他的犹太朋友提供保护，更何况失去了权力。布莱希罗德最终在这一片中伤、声讨之声中离世。在逝世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他饱受私人生活之痛楚。除去这起如影随形的丑闻，自19世纪70年代末，他已完全失明，需要挽着助手的手匆匆赴约。他的财富与荣耀每增加一分，公众的愤怒与反感就多一分。更何况，他努力效忠的对象，不管是俾斯麦还是皇室、权贵，从未对他表现出真心的尊重。他们需要他的金钱，借重他对商业变迁的判断，甚至给予他勋章、赞扬，却从未真的把他视作自己人。
他在一片诅咒中死去。死前，他仍一直扮演着他的公众角色，继续与贵族们、内阁部长会面，商讨德国经济，以及他们的个人财务。
对我来说，再没有这个庸常的通奸插曲更能表现这个犹太银行家的个人困境与它背后的时代氛围了。他一定是个倍感孤独、压抑之人，才会因某次突然的冲动而与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发生了关系。而且据说，这个女人“完全不具备美貌、美丽和地位”，根据她的言行，显然颇有精神问题。可以想象，布莱希罗德一定对此羞愧又懊恼。接着，他的犹太身份、他的金钱，更重要的时代情绪，使这个偶然的错误演变成摧残他终生的伤口。
那是个焦虑的德国，迅速扩张的工业与金融力量，既象征了这个国家的力量，也催生了不满，那些被发展抛弃的普通人心生怨言；那也是一个新闻业爆发的德国，各种报纸、小册子需要各种能引诱公众想象力的题材，犹太银行家的阴谋最符合它；它还是一个时刻处于性焦虑的时代，弗洛伊德之前的人们尚不知如何正视自己的欲望，这种压抑滋生丑闻，更滋生人们对丑闻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