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联盟
这种不平等既显示了犹太群体强烈的身份焦虑，也显示了容克掌权者们对一个正在兴起的由金钱、工业、高度流动性构成的世界的焦虑。俾斯麦也知道，自己的权力既非神赐，更非来自民众的支持，全赖于皇帝的给予，倘若皇帝变了心情，他立刻失去一切。布莱希罗德更深知，自己对于俾斯麦的依附性。
还好，他们都有独特的性格特征来弥合这种紧张。俾斯麦用他的傲慢、权力控制欲来维持这种自我中心，布莱希罗德则是借助迟钝——“对许多轻视不敏感，满心以为他的财富、地位和智慧足以抵挡来自下层的攻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两个焦虑者的同盟。
同盟终有终结一日。1890年是他们的转折之年。在一个咄咄逼人的年轻皇帝面前，俾斯麦轻易地丢掉了权力，陷入一种可怕的孤立。他退隐到自己的家乡。而布莱希罗德庞大的金钱更为脆弱，他无力面对时代的敌意。
死亡更是使这场同盟脆弱、凉薄。当布莱希罗德去世时，他在短期内激起了一片的哀悼与赞扬，葬礼的盛大程度堪称国葬。一贯刻薄的新闻界也做出了这样的措辞：“德国最慷慨的人之一，最崇高的慈善家……（德国金融界）失去了最杰出的代表。”但随即，他被迅速遗忘。这遗忘与金钱相关：与罗斯柴尔德、甚至瓦伯格家族不同，布莱希罗德家族的金钱未能持续太久。这遗忘更与德国政治与社会上的迅速变迁有关。犹太人从俾斯麦时代进入了希特勒时代，从一个身份焦虑时代进入一个被清除的时代。
这种刻意遗忘更与俾斯麦相关。在他生前出版的气势恢宏、事无巨细的两卷个人回忆录中，他甚至没有提到布莱希罗德的名字，而死后出版的最后一卷中，只提及了一次——尽管后者长期为他打理个人财务，为他的外交政策、战争寻找财政支持。布莱希罗德不仅与俾斯麦，还与他的家人，以及当时欧洲的主要权贵都有大量的书信往来。俾斯麦的刻意忽略，也影响了日后的历史学家。
我也知道，在他的著作序列中，出版于1977年的《金与铁》是最重要、规模最惊人，或许也是最能表现他的历史哲学的一部。在它的中文版即将出版前，我知道自己终于要阅读这本书了。
三
1858年，布莱希罗德结识了俾斯麦。他们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古老的容克家族，以贵族头衔、占有土地为荣；另一个则是犹太银行家，他们被歧视的身份已持续了几百年，但他们又因为专门打理金钱而富有。
罗斯柴尔德家族促成了这次会面。当俾斯麦需要一位值得信赖的私人银行家时，36岁的布莱希罗德获得了这个机会，他刚执掌父亲创办的私人银行不久，这家银行也一直以无比恭敬的态度追随着罗斯柴尔德家族。43岁的俾斯麦是普鲁士官僚系统中的新兴一员，他即将出使圣彼得堡。像当时很多类似的案例一样，他们最初的关系再简单不过：俾斯麦需要有人打理他的金钱，后者需要这样的客户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历史潮流很快将他们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们的合作随即演化为一个更复杂的故事。先是1866年，长期政治失意的俾斯麦陡然间成为了新帝国的缔造者，普鲁士统一了四分五裂的德意志。接着在1871年，它击败了法国，跃升为欧洲大陆绝对的新强权。而作为帝国第一任首相的俾斯麦，则成了神话式的人物。他的铁腕、精明、威慑力，在欧洲政治舞台中占据了中心性角色，更以强烈的个人风格重塑了国内政治。
当弗里茨·斯特恩在20世纪60年代发现了关于布莱希罗德的海量的个人通信与档案时，这个犹太银行家已基本被遗忘。与之相对的是，至少有7000本关于俾斯麦的传记、研究作品被出版。这些档案不仅记录了他与俾斯麦的关系，也记录了他与俾斯麦家人，与德国皇帝、英国外交官、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几乎构成了当时欧洲最显赫的关系网络。利用这些信件，斯特恩试图用一个视角来重新理解19世纪的德国历史。在对于19世纪德国的主流叙述中，占据一切的是俾斯麦的个人风格、皇帝的选择、强大的官僚与军事系统，一部纯粹的政治、外交史。尽管身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银行家，深刻卷入了俾斯麦的个人世界与德国公共生活的布莱希罗德，却很少被提及。他的犹太人身份，他代表的金钱力量，不仅是理解第二帝国的重要维度，还为理解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兴起提供了新视角。
在斯特恩笔下，德国人对于布莱希罗德的刻意忽略与沉默，或许正暗示了历史的趋势。即使身为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犹太人，布莱希罗德也从未摆脱传统和德国社会非理性思潮的压力。犹太人所取得的任何成功，都没有得到任何制度意义上的保护，必须依赖于掌权者与社会情绪的状况。巨大的金钱只是暂时遮蔽了他的身份困境，却从未解决这种困境。但历史证明，傲慢的权力本身也是脆弱的。俾斯麦被威廉二世羞辱，嚣张一时的威廉二世也最终因为战争失败，沦入流放生涯，只能在回忆录中继续诋毁俾斯麦。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一种非自由文化的受害者。这种非自由化，不会尊重个体价值，难以理解自由之意义，它崇拜权力、渴望强人，最终所有人都沦为牺牲品。
这是一次大开眼界也疲倦不堪的阅读。除去这位天赋异禀人物的故事，这本书所展现的时代画卷——他对于柏林的兴起、时代氛围、帝国的殖民经验的种种描述，都让你感到畅快。它印证了我7年前对它的盲目敬畏，它的确是一本big book。
布莱希罗德的地位随着俾斯麦迅速提升。在这两次并无把握的战争中，他都是俾斯麦最热烈、忠诚的支持者，主动为此筹措资金。他也获得了对应的回报，不仅与俾斯麦更为密切，还觐见了新皇帝与皇储，参与了诸多决策。他在49岁成了德国最知名的私人银行家、唯一受颁铁十字勋章的犹太人，接着，又获得了贵族册封，名字中可以加入“冯”，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承认。他还受惠于铁路、钢铁、海外贸易造就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他在其中获得了巨额财富，这些又给他增加了新的虚荣与影响力。
他甚至跨入了欧洲最显赫人物的行列，被称作“柏林的罗斯柴尔德”。英国首相迪斯累里把他描述成“俾斯麦的密友”，唯一敢向俾斯麦说真话的人。外交团体都讨好他，他最终还出任了英国柏林总领事这样的荣誉职位，为此，他还推掉了成为奥匈帝国总领事的头衔。而他的家则成为德国社交生活的中心，一位社交名媛回忆：“几乎柏林的所有贵族和政府要员都会前往……整张宴会桌上摆满了精品中的精品。人们使用银质餐具，面前摆放着最奢华的东西。然后（小提琴家）巴勃罗·德·萨拉萨特、（宫廷钢琴家）艾西波夫开始表演，随后是舞会。”
他不仅追求这表面的虚荣，还参与新帝国之冒险。像同代中最杰出的欧洲银行家一样，他把目光投向海外，不管是滞后的俄国、陷于衰落的奥斯曼帝国，还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新国家，甚至非洲，它们因为缺乏完善的金融体系而需要这些外国资本。布莱希罗德借债给土耳其政府，试图修建连接土耳其与奥匈帝国的铁路，投资墨西哥债券。他还试图进入中国，在一群德国银行家中建立“中国研究组”。但他们总体上是保守的，放弃了这项投资，因为“激烈的外国竞争（特别是美国），因为中国业务总体上不够安全和可靠”。
这迅速拓展的新世界、获得的新经验，也增加了他的个人影响力。俾斯麦给他庇护，他也拓展了俾斯麦对于这个时代的理解。俾斯麦经常依赖于他的情报，银行家的外交消息反而常比大使更快，“早八天”；而且，俾斯麦也学会了通过银行家的眼光来理解世界，一个金钱、技术、贸易构成的新世界，一个不同于容克的世界。俾斯麦对金钱的迷恋，他的精明与锱铢必较，甚至让布莱希罗德吃惊。
他们的内在冲突也一直存在，这是旧精英与新富豪之间矛盾的象征。他们从来是不平等的关系，即使在最受宠的时代，布莱希罗德也只是从俾斯麦家后门进入。权贵们在金钱上求助于他，却从不会真正尊重他。在他举办的著名宴会上，俾斯麦从不出席，即使名流们云集，也很少出现德国军官的身影——他们才是“精英中的精英”。那位盛赞过他的宴会的名媛，不忘记录说，宴会奢华却“有欠素养”，参与者都“事后表示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