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

纳蒂亚看着屏幕上的结果，知道检测肯定出问题了。八份血样里有三份检出埃博拉病毒阳性。其中一份属于玛米·莱比。另外两份来自凯内马医院内的病人。三名埃博拉病毒感染者，有两个就在医院里？

戈巴先生穿戴上白色生化防护服、护目镜、双层手套和橡胶靴。他拿着采血管，推开通往高危实验室的大门。他打开门时，四周的空气嘶嘶向内涌入高危区域。他开始处理血样，做检测前的准备工作。整个流程相当消耗时间。现在已经晚了；他打算明天——也就是星期天——继续分析。

“不可能是正确的。”纳蒂亚说。

第二天早晨，信使骑着摩托车离开科因杜的诊所。摩托车上装着一个塑料盒，盒子里只有一个玻璃试管，里面的血液勉强够涂满一片指甲。这份血样来自诊所里那位出现了类似埃博拉症状的女人；她叫玛米·莱比。她恰好是治疗师麦宁道的弟媳，参加了麦宁道的葬礼。摩托信使遇到了雷暴雨，直到临近傍晚才赶到凯内马，他把采血管交给高危实验室的主任奥古斯丁·戈巴。

他们讨论了一下，认为它们是假阳性。

奥古斯丁·戈巴要用哈佛的帕尔迪斯·萨贝提提供的PCR仪检测马科纳三角洲诊所送来的血样。纳蒂亚·沃凯埃同时用她的机器做平行检测。两次检测的结果可以做交叉对比。

那天上午，拉沙实验室旁的小巷，一个白色集装箱里的小实验室内，一位名叫纳蒂亚·沃凯埃的法国科学家正在做准备，她要和同事一起检测从马科纳三角洲的诊所送来的那份血样。纳蒂亚·沃凯埃是美国生物科技公司Metabiota的雇员，派驻在凯内马是为了监控新发病毒。她的实验室里有一台PCR仪，能够检出人类血液里埃博拉的遗传密码。几周以来，她一直在用这台仪器检测凯内马医院的病患血样。她密切关注医院的患者人群，搜寻埃博拉的存在迹象。

此刻，纳蒂亚和她的助手——一位名叫莫因雅·孔伯尔的女性技师——穿戴上个人防护装备，走进高危实验室。为了检测，她们首先纯化一份极少量的血样，只有一粒芝麻那么大的一滴。准备工作需要花时间，而她们还要为另外七个血样的检测做准备，因为纳蒂亚依然在常规性地检测医院病患的血样。胡玛尔·汗来了，他在图书室的一张桌子前坐下等待，图书室隔着走廊与高危实验室相对，他在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大雨下着下着停了，云开日出。

星期天早晨，8点整来普通病房上班的几位护士唱起赞美诗，给患者打气，也给即将开始一天辛苦工作的自己鼓劲。每逢星期天，凯内马的穆斯林会打开基督教电台，听福音合唱团用三部和声唱赞美诗，而每逢星期五，凯内马的基督徒也会在电台上听伊玛目布道。早晨慢慢过去，基督徒家庭走上街道，步行前往教堂。人们衣着得体，男人穿运动衬衫和长裤，男孩打扮得和父亲一样，少女穿白色或粉色裙装，成年女人穿色彩明艳的长裙，缠着相配的头巾。有些人边走边用手机发短信或打电话。

<b style="text-align: center;">下午5点30分</b>

阿齐兹医生巡视病房，找到一个女人，她表现出了埃博拉病毒感染的所有常见症状。“她结膜（眼睑的内侧黏膜）红肿，表情如面具，眼球发红，腹泻，呕吐，嘴唇干裂，牙龈红肿。”阿齐兹事后回忆道。这位女性名叫萨塔·K.。他下令检测血样，将她转入拉沙热病区。萨塔·K.被送进拉沙热病区，躺在离维多利亚·伊利亚不远的病床上。

“重新检测一下，免得出错。”汗说。他走到室外，在实验室旁的小巷里打电话给塞拉利昂卫生部长，一位名叫米亚塔·卡格波的女性。汗一整天都和她保持联系，告诉她埃博拉有可能已经传入塞拉利昂。“部长女士，出了些技术问题。我们打算重做检测。”

<b style="text-align: center;">5月25日，星期日</b>

纳蒂亚在她的集装箱里，双手拿着一根细长的玻璃管。试管里装着血液的纯化提取物，这份样本来自玛米·莱比，乡村诊所里的那位患病女性。她把试管插进PCR仪的托盘，这台仪器与微波炉尺寸相仿。托盘上还有另外七根细长的玻璃管，每个试管都装着一名凯内马医院患者的纯化血样。这七份样本只是常规性检验；纳蒂亚持续检测患者血液已经几个月了，还没有一份样本检出埃博拉病毒阳性。她启动仪器。托盘上共有八份样本。

<b style="text-align: center;">凯内马，塞拉利昂</b>

一小时后，暮色刚开始降临，她看见仪器差不多要停止运转了。奥古斯丁·戈巴和胡玛尔·汗来到她的实验室。他们聚集在电脑屏幕前，最终结果一一出现。

<b style="text-align: center;">高危实验室</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