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会议

兰斯·普莱勒命令布兰特利回家自行隔离。布兰特利的住处是ELWA医院场地内一幢刷白的单层房屋。撒玛利亚救援会的一名护士登门拜访，抽取他的血样，在采血管上写了个杜撰的名字：“汤巴·斯奈尔”。普莱勒不希望其他人知道抗击埃博拉的医生首领在验血。大约二十四小时前，丽莎·亨斯利在一间封闭的储藏室里和布兰特利一起搬箱子，与他交谈，两张脸仅仅隔着几英寸。

加拿大医生罗伯·福勒曾在凯内马医院与蒂姆·奥邓普希一起工作，他说他能理解安雅·沃尔茨的立场，也能理解奥邓普希的不满。双方观点之间的冲突关系到生死。“想象你是一名医生，”福勒说，“你走到汗医生的病床前，说：‘汗医生，我们需要谈一谈你可选的治疗方案。’然后你原地转圈，看见另外50个病人，他们的处境与汗没有任何区别。这怎么可能公平呢？当然了，我确定蒂姆不会仅仅只治疗汗医生一个人。蒂姆一旦走进去，他们想把他弄出来就难了。”福勒说他和奥邓普希在凯内马医院共事过，你几乎不可能劝说他离开岗位，哪怕他已经筋疲力尽，哪怕时间已经到了深夜。

最后，营地管理人员总算同意奥邓普希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进入红色区域探望汗。但他们禁止奥邓普希向汗谈起冰柜里的药物。

医生有责任告诉患者他有可能选择的治疗方案。既然营地里没有任何人会同意给汗用ZMapp，那么这个治疗方案对他来说并不存在，因此营地里的医生在伦理上就没有责任要告诉他了。

国际医疗人员代表无国界医生组织前来工作时，他们会被告知，假如他们当中的任何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就会被空运到日内瓦，住进世界一流的医院，接受实验性的药物治疗。具体地说，所使用的药物正是人用纯度级的ZMapp 1号备品。

奥邓普希得到允许进入红色区域后，他穿戴整齐进去，发现汗心情愉快，正在微笑。汗说他头疼，身体酸痛，但依然有胃口。奥邓普希问他有什么心愿。汗说他要椰汁果冻。

营地管理人员在讨论是否该给汗用药时，蒂姆·奥邓普希——在凯内马的埃博拉病区与汗一起工作的世卫组织医生——来到营地，检查汗的病情，若是需要就用临床手段帮助他。奥邓普希是利物浦热带医学院的人道主义项目的管理者，在向危机人群给予医疗救助方面是国际知名的专家。他抵达营地，发现管理人员躲在一个帐篷里开闭门会议。一小时后，他们请他进去，解释目前的局面。

奥邓普希对ZMapp几乎一无所知，但他认识药物的共同发明人之一加里·科本杰。奥邓普希有一部好手机，打电话到温尼伯找到科本杰。他问科本杰，假如他处于汗的境地，会不会给自己用ZMapp。

“百分之百会用。”科本杰答道。他说，事实上，他做过打算，假如他不幸感染了埃博拉，就会在自己身上试验这种药物。

安雅·沃尔茨和科本杰交谈，她说：“加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沃尔茨记得科本杰对她说：“你的处境极为困难。无论你如何选择，做出的都是错误决定。但我们会支持你和你们团队的决定。”

ELWA医院

蒙罗维亚，利比里亚

7月23日，星期三

上午晚些时候

就在专家讨论该不该治疗汗的时候，肯特·布兰特利医生离开了撒玛利亚救援会组织在ELWA医院礼拜堂设立的埃博拉隔离病房。他穿过消毒流水线，撒玛利亚救援会组织的志愿者穿戴着生物防护装备，用漂白水为他喷淋，帮他卸下防护装备。脱掉防护服后，布兰特利取回手机，打给撒玛利亚救援会的紧急行动主管兰斯·普莱勒医生。普莱勒是布兰特利的上司。“兰斯，你别惊慌，但我觉得我在发烧。”布兰特利对他说。

蒂姆·奥邓普希结束与加里·科本杰的谈话后，向安雅·沃尔茨和营地的医生与管理人员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把冰柜里有这种药物的事情告诉汗，让汗选择是否使用。奥邓普希认为，汗死于埃博拉的可能性远远高于药物有可能对他造成的危险。

然而，营地的医务人员，包括在场的所有医生，此刻都不同意给汗使用这种药物。他们一致决定，就算汗主动要求，他们也不会给他用药。

蒂姆·奥邓普希是带着计划来营地的，假如汗需要，就会用医疗手段帮助他。他问安雅·沃尔茨，他能不能穿戴上个人防护装备进入红色区域，会见汗并帮助他。她的回答是不行。

事实上，沃尔茨曾经在利物浦医学院当过奥邓普希的学生。他与她还有营地的其他管理人员长时间争辩，试图说服他们允许他进去帮助汗。

我曾数次请求蒂姆·奥邓普希接受访问，但他都拒绝了。不过，奥邓普希在利物浦医学院的同事汤姆·弗莱彻医生（在凯内马医院扮演特种先锋角色的世卫组织医生）做出了评论。“蒂姆·奥邓普希不得不和他们艰难地谈判，然后才得到允许进去见汗，”弗莱彻说，“根据蒂姆·奥邓普希向我们报告的情况，我们认为汗得到的照护可以更好一些。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得到的照护离恰当还差得远。这惹恼了世卫组织的很多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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