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公益：只因为我看到

许多朋友说：这世上需要救治的人太多了，我们可以去捐建更多学校，让更多孩子读书，不必为一个孩子花那么多钱。

“快看不见了。”她小声地说。

我和你妈妈还是不死心，向美国医生请教，开医院的王绪伯伯说把病历给他，他去找眼科医生研究。

我当时没有多讲，进教室听小朋友致欢迎词，跟校长老师们讨论建校的事情，接着在门口合影。

只是，检查报告都不太完整了，没有很详细的说明，也没有清楚的照片，单凭那简简单单几行字和一张普通大头照，医生很难判断。

她隔了好几秒，才挤出两个字，又因为乡音很重，我没听懂，还是在一旁的校长补了一句：“她说‘没钱！’”

就在这时候，也就是昨天，我们得知：

报告立刻传到我手里，但不太乐观，说她只剩左眼还有零点一五的视力，双眼角膜都有白色混浊，虹膜与角膜都有粘连，瞳孔又被牵拉变形，眼底则无法看得见，还不知道视网膜的情况……

隔天我去了遵义，再隔一天，飞去北京，但是已经拜托贵阳西西弗书店的朋友，把长珍带去贵阳眼科医院检查。

我不死心，回中国台湾之后，又请北京的曲阿姨，把长珍的检查报告拿到著名的协和医院。医生看了也摇头，说虽然可以角膜移植，但是不能恢复视力，因为长珍眼疾已经拖了五六年，有了弱视，又可能有“继发性”的青光眼……

我坐的车子，驶离校门，开上那崎岖不平的乡间小道，校长和几位老师走到车边挥手。我又摇下车窗，对校长说：“叫长珍放心，我想办法为她治。”

回到纽约，我立刻把这消息告诉燃灯助学基金会的朋友。多令人感动啊！燃灯的张温洳阿姨不但在今年春天亲自去了贵州惠水，还带了医生，再为长珍检查。

“有没有去看医生？”我再问。

长珍已经完全失明。

她没答。

难道她终生再也看不到了吗？难道我们就此完全放弃了吗？

“还能读书吗？”我又问。

然后，我蹲下来，蹲在她的面前，拉着她的手，对她说：“没钱，没关系，叔叔帮你找医生。”

只是，去的医生也摇头。

临走，小朋友又排队送我。我特别在队伍里找，找到她，问她的名字，知道她叫孙长珍，今年十一岁。

“长珍立刻就哭了。”张阿姨回来说，“我也好伤心，可是能怎么办呢？所以给了她一些钱，安慰她。”

可是我心里一直惦记的，是那个半盲的小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