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游士消亡与秦制回归
铲除庙堂上有组织力量的勋贵与诸侯王的同时，元朔二年，刘彻还下诏迁徙了一大批“郡国豪杰”及家产超过三百万钱的富户充实茂陵（位于长安周边，汉武帝为自己修建的陵寝）——这是为了消灭民间的组织力量，使民间社会变成扁平的原子化结构。游侠郭解也在迁徙的名单中。郭解不愿迁徙，刘彻之母王太后也亲自出面为其求情，结果仍遭刘彻拒绝。同年，郭解被捕，灭族。<a id="ch23-back" href="#ch23">(23)</a>作为底层游士的代表，郭解之死意味着朝廷已全面开启对民间社会的原子化改造。
刘彻清楚汉帝国游士之风盛行的原因。这些游士或属儒家，或属法家，或属阴阳家，原本积极出入于诸侯王和军功列侯的府第。需求刺激供给，诸侯王与军功列侯的规模有多大，汉帝国的游士就有多少。如今，汉帝国致力于打压诸侯王与军功列侯的势力，需要重塑统治基础，如何改造游士自然也是汉武帝推行变革应有的重要内容。
游士退出，儒术上位，无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对百姓实行严格控制和高效汲取的新国家已经成形。秦制回来了！
比较高帝和武帝的两份诏书，可以明显看到时代的变化——刘邦在“求贤诏”里说，希望“贤士大夫”能够“从我游”，这三个字带有浓重的游侠色彩，反映出刘邦与“贤士大夫”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皇帝与臣僚，更像是寄主与门客。刘彻的“求贤诏”里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游侠色彩。他下令征召“贤良方正”，且亲自策问下面推荐上来的人才，是典型的君王选拔臣僚的做派。
窦婴之死，表面上看是卷入了与田蚡、灌夫之间的冲突。灌夫是平定七国之乱的功勋武将，素与丞相田蚡不和。窦太后死后，窦婴已是过气外戚，田蚡正炙手可热。田蚡对窦婴的欺辱（强占田地）本是新旧外戚之间的矛盾（窦婴是窦太皇太后的侄子，田蚡是王太后的同母异父弟）。灌夫素与窦婴交好，也卷入纠纷之中，官司最终打到了刘彻跟前。刘彻裁决外戚的纠纷，权衡的是政治上的得失，而不管是非对错。田蚡指责灌夫在民间横行不法，窦婴则指责田蚡与淮南王谋逆。决定纠纷结果的则是田蚡的这段话：
2．刘彻要抛弃军功集团，重塑官僚系统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但官僚系统的容量有限，不可能收纳所有游士，且秦制政权对官僚的价值观、人生观有特殊的要求（苏秦、张仪等搞纵横之术的人就不符合秦制官僚系统的需要），所以，必须引导乃至诱导游士在思想、学术上进行自我转型。而最能起到引导、诱导作用的手段莫过于体制规定的知识分子选拔标准，有了选拔标准，就可以“批量生产相同规格的知识分子”。刘彻独尊儒术，是为了让游士尊儒，他自己是不必尊儒的（事实上他也从未服膺儒学）；刘彻排斥“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游士，是为了让游士自愿远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他自己却是熟知“申、商、韩非”之道的。
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蚡得为肺附，所好音乐、狗马、田宅，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卬视天，俯画地，辟睨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为。<a id="ch16-back" href="#ch16">(16)</a>
1．秦制政权追求社会的散沙化（不喜欢百姓有组织）与静态化（不喜欢百姓自由迁徙、流通），追求对百姓的严格控制。所以，作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游士需要被最大限度地控制与肃清。于是，暴力诛杀（比如对待郭解）与提供进入官僚系统的机会就成了刘彻控制与肃清游士的两大核心手段。相较之下，又以后者为重。
这番话击中了刘彻的要害。关于窦婴养士，史载“游士宾客争归之。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列侯莫敢与亢礼”<a id="ch17-back" href="#ch17">(17)</a>。至于灌夫，本身具有强烈的游侠色彩，“不好文学，喜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a id="ch18-back" href="#ch18">(18)</a>。多年后，卫青在总结自己的保身之道时，顺带提及了窦婴之死的真相：“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待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a id="ch19-back" href="#ch19">(19)</a>
同时开罪诸侯王、军功集团与窦太后的结局自然是悲惨的。刘彻的亲信赵绾、王臧被下狱，不久两人自杀；刘彻本人也自汉帝国的权力舞台的中心消失长达六年，《史记·孝武本纪》对刘彻在这六年里的活动无一字记载，仅以一种意味深长的笔调写道：
2．明堂关系到朝廷的权力分配。明堂是儒家的礼仪性建筑，按孟子的说法，“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是君王“行王政”的标志性建筑。西汉开国的前五十年，统治者长期尊奉道家黄老的无为而治（当然并非真信黄老，而是诸侯王与军功集团势力强大，皇权不得不顾及“白马之盟”划定的权力范围，不得不无为。与之对应，军功集团与诸侯王也必须无为，也就是严守“白马之盟”划定的利益边界，彼此之间才能维持权力平衡，相安无事）。如今，军功集团和诸侯王已不再被皇权视为统治基础，且皇帝欲用新的儒家官僚集团取而代之，黄老之学自然成了累赘。设立明堂大有宣告新时代到来的意味。关键是，窦太皇太后（汉景帝之母，汉文帝的皇后）信奉黄老。建造明堂相当于向汉帝国公开宣布：朝堂之上已是刘彻说了算。所以，刘彻之母王太后深感忧虑，曾如此埋怨刘彻：“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a id="ch14-back" href="#ch14">(14)</a>显然，窦太皇太后也深知明堂背后潜藏的政治奥义。
后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a id="ch15-back" href="#ch15">(15)</a>
1．设立明堂有助于皇帝巩固个人权位。按《逸周书》的解释，明堂乃周公的创造，是周天子接受诸侯朝见的场所，用以彰明尊卑。刘彻年少登基，各诸侯王多为其兄长、叔伯乃至叔祖，朝见时往往蔑其年少而不尊。修筑明堂有重申上下尊卑之义的政治含义。而且，这一时期，刘彻实施了一系列打压诸侯王势力的手段，比如勒令列侯回归封地，不许在长安逗留；勒令列侯拆除封地关卡，各诸侯国须实现交通上的自由、开放等。<a id="ch13-back" href="#ch13">(13)</a>
<a id="sec003"></a>三、寄主的非正常死亡
打开上升渠道，让游士有机会进入朝廷，又选择性地排斥“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游士，这恰是西汉中期选官制度的一体两面。这种一体两面，扼要来说便是：
窦婴与灌夫的死是一个信号——新时代来临了，朝廷勋贵、军功列侯与诸侯王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彰显其相对于皇权的独立性、壮大组织力量的养士行为是新时代绝不容许的。新时代要的是一个个原子化的儒家官僚与一个个原子化的庶民。
“求贤诏”颁布后，反响强烈。丞相卫绾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a id="ch12-back" href="#ch12">(12)</a>卫绾奏请武帝：那些搞法家和纵横之学的知识分子只会把国家政务搞乱，请求皇帝下达圣旨，不要再任用他们。刘彻同意了卫绾的请求，颁下新的规定：除儒学外，贬黜诸家，不用其为治国之术。这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淮南王刘安的死也是因为同样的政治原因。刘安是诸侯王层面的游士寄主代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刘彻以“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畔逆事”<a id="ch20-back" href="#ch20">(20)</a>的罪名，派兵进入淮南国，从刘安家中搜出了准备用于谋反的攻战器械和伪造的玉玺、金印（或许真有，或许是栽赃），自知不免一死的刘安选择了自杀。刘安是否想要谋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既然招贤纳士，就必须死——杀鸡儆猴，刘安之死为西汉的诸侯王广纳门客的风气画上了句号。曾经，诸侯王是游士最乐于依附的寄主，几乎所有的王国里都能找到游士的踪迹。如梁孝王治下的梁国，“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梁孝王招揽的人才甚至可以和朝廷相抗衡。<a id="ch21-back" href="#ch21">(21)</a>以修撰《淮南子》为由，刘安的王府上招纳的门客太多，以至于查抄之日，“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a id="ch22-back" href="#ch22">(22)</a>。
刘彻颁布“求贤诏”的核心目的是打破军功集团在官职上的久任制和世袭制，也就是打破朱浮与王嘉提及的“以官为氏”“养老于官，至名子孙”的现象，进而将游士纳入官僚系统中来。这样做，既可以吸引知识分子投入朝廷的怀抱，也可以削弱诸侯王（譬如梁孝王）与朝廷勋贵（譬如窦婴）的势力——游士们都是“理性经济人”，跟着朝廷有前途，还是跟着诸侯王与朝廷勋贵有前途，在汉武帝时代，并不是一件很难判断的事情。
刘彻设立明堂的动机至少有二：
窦太皇太后去世，刘彻复出，重启儒家官僚系统为统治基础的改革。消弭游士之风再次被列为施政的重中之重。大批知名游士或寄主，如窦婴、灌夫、刘安、郭解等在这场改革中非正常死亡。
这一年，刘彻对长安的高层人事做了一次极为大胆的变更——任命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桑弘羊为侍中（主司财计）。除桑弘羊外，窦、田、赵、王都有儒学背景。在建元元年的七八月间，刘彻提议设立明堂。
窦婴是儒生，是刘彻在建元元年改革中的亲密战友；反儒学人士、信奉黄老之学的淮南王刘安是觊觎过刘彻皇位的人。二人与刘彻的关系迥异，但死因是一样的。
当然，用儒家官僚取代王侯贵戚来作为新的统治基础，涉及权力的重新洗牌和利益的重新分配，绝不会和平过渡。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的改革风波就是刘彻遭遇到的一次严重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