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游士消亡与秦制回归
<a id="ch11" href="#ch11-back">(11)</a> 班固：《汉书·高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1页。
立国五十年，汉帝国仍遍地游士是有原因的。
<a id="ch12" href="#ch12-back">(12)</a> 班固：《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5—156页。
<a id="ch6" href="#ch6-back">(6)</a> 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5页。
朱浮和王嘉所言触及了西汉初年的一道“国策”——“非有功不得侯”。根据这一国策，自高帝时代开始，在长安，军功老臣长期把持着朝廷；在地方，军功吏卒长期把持着基层政权。换言之，西汉开国的前五十年，官僚系统被军功集团控制，知识分子没有正规的上升渠道，去做游侠，去给诸侯王、军功列侯做门客，就成了他们相当普遍的人生选择。
<a id="ch7" href="#ch7-back">(7)</a> 范晔：《后汉书·朱冯虞郑周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42页。
朱浮谈到的这种现象，西汉人王嘉也注意到了。王嘉是汉哀帝时期的丞相。他对哀帝回顾了文帝时代的官员任用情况：“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a id="ch8-back" href="#ch8">(8)</a>意思是说：文帝时代的官吏都是终身制和世袭制的，以至于管仓库的官吏干脆让自家姓仓、姓库，这种情况在两千石以上的大员里也相当普遍。
<a id="ch8" href="#ch8-back">(8)</a> 班固：《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90页。
<a id="ch1" href="#ch1-back">(1)</a> 汉文帝运作“列侯就国”事，见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2、424—425页。
五十多年前的公元前196年，刘邦也下过一道“求贤诏”。诏书中说：“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a id="ch11-back" href="#ch11">(11)</a>
<a id="ch2" href="#ch2-back">(2)</a> 班固：《汉书·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41页。
公元前141年，48岁的汉景帝去世，太子刘彻登基，随即发布了一道“求贤诏”。诏书的大意是让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等重臣向朝廷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
<a id="ch3" href="#ch3-back">(3)</a> 郦食其的原话是：“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风慕义，愿为臣妾。”张良的原话是：“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见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40—2041页。
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儒生朱浮上了一道奏疏，特别提及西汉初年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朱浮说：“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a id="ch7-back" href="#ch7">(7)</a>意思是说：西汉初年，官吏久任不换，在某个职位上做到老死的人不在少数。很多职位父子相继，官职的名称成了他们家族的姓氏。
<a id="ch9" href="#ch9-back">(9)</a> 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40页。
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汉帝国的建立有着深厚的游侠背景，诸侯王及军功集团的势力极为强大，巨大的市场需求刺激了游士数量的激增。及至文帝、景帝两代，皇权以政治谋略和军事手段打击了地方上的诸侯王和朝廷中军功集团的势力，游士的市场萎缩，汉帝国却没有能够给“失业”的游士提供就业、上升的机会。
<a id="ch10" href="#ch10-back">(10)</a> 班固：《汉书·贾邹枚路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2页。
游侠（士）意味着一种自由。比如，枚乘因劝说吴王刘濞不要举兵而获得景帝赏识，受召出任弘农都尉。但，多年游士生涯让他难以在“天子守臣”的位置上长期待下去——“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a id="ch6-back" href="#ch6">(6)</a>。恣意放肆、任意来去的自由对游士枚乘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a id="sec002"></a>二、“求贤诏”里的规训
<a id="ch4" href="#ch4-back">(4)</a> 司马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73页。
时代变了，游士们明显感觉到有能力的寄主已经屈指可数。他们甚至不再游说自己的寄主“有所为”，而是劝他们“有所不为”——当吴王刘濞准备起兵反抗朝廷时，枚乘悲观地说“举吴兵以訾于汉，譬犹蝇蚋之附群牛”<a id="ch10-back" href="#ch10">(10)</a>，拿吴国的军队与朝廷对抗，无异于驱赶蚊蝇去吞噬牛群。
<a id="ch5" href="#ch5-back">(5)</a> 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88—3189页。
然而，随着军功列侯与诸侯王的势力受到皇权压制，逐渐走向衰弱，游士的生存空间也在变窄。到了景帝时代晚期，邹阳、枚乘等著名游士已经发出了“鸷鸟累百，不如一鹗”<a id="ch9-back" href="#ch9">(9)</a>这样的感慨。“鸷鸟”即地方诸侯王，“一鹗”即长安未央宫里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