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雍正密折治国

清廷自入关以来，始终对有组织的士绅群体保持着高度的戒心。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打击江南士绅，清廷曾以“抗粮”为罪名制造过一起“江南奏销案”，被列入整治名单的江南士绅共有一万三千余人之多。这些人被集体革去了功名，“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a id="ch13-back" href="#ch13">(13)</a>，即戴着枷锁被拉回原籍，当着本乡父老的面遭受鞭打。有科举探花出身的士大夫仅欠银一厘也遭此厄运；有些人并无任何欠银，竟也在整治名单之中。可见清廷的本意并不在追讨欠款，而是为了羞辱和击溃江南士绅这个群体。“江南奏销案”造成的结果是江南之地“庠序一空”，将有生员头衔的读书人消灭殆尽。松江府的五所官学原有生员三千余人，“奏销案”后每所官学只剩下数十人。嘉定县剩下的生员甚至成了个位数。

所谓的“朕自有道理”是皇帝重新表态，给田文镜送去了风羊和荔枝以资鼓励；给李绂扣了一顶“喋喋之辞，而见轻于朕”的大帽子，撤掉了他的直隶总督，先是降为工部侍郎，再降为奉天府尹，最后投入狱中。关押期间，雍正曾两次命人将李绂提至刑场陪绑，用刀架在他脖子上，让他欣赏处决死囚的实况。<a id="ch15-back" href="#ch15">(15)</a>

这些严厉的斥责不会起效。皇帝既然要“以一人治天下”，臣僚也只好玩“以天下奉一人”，事事禀报，等待皇帝圣裁。

田文镜深谙权术，反击思路别出心裁。在给雍正的密折里，他非常干脆地承认自己提拔的官吏确实害民不浅，确实是失职了，转而开始大谈特谈李绂之所以弹劾自己，完全是出于科举出身的官员“彼此为援”的弊俗。为证实他的指控，田文镜还“考据”出了几个受过他弹劾的河南官员其实是李绂的同科进士。据此，田给李绂扣了一顶“科举朋党徇私为奸”的大帽子。他扣的帽子正中要害。事实上，李绂也明白这层要害，所以他在弹劾田文镜时，绝口不提河南读书人所遭受的折辱，只说有确凿证据的害民事件。田文镜的回奏点破了这层要害。雍正很快就改变了立场，他给田文镜发去御批：“今览尔此奏，乃无稽之谗言也……具折奏来，朕自有道理！”

<a id="ch1" href="#ch1-back">(1)</a>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原广西巡抚李绂因升任直隶总督，恰于此时赴任路过河南，耳闻目睹了这一情况。李绂是康熙年间的进士，也是一位理学名家，在士绅中有很高的声望。他在河南暂住时曾劝田文镜不要刻意蹂躏读书人，田否认自己有这样的用心。进京后，李绂写了一封弹劾田文镜的奏折，里面说田这个人性格阴暗，任用奸邪，还举了几个例证，说田文镜提拔市井无赖为官危害百姓。李绂正受雍正青睐，他的奏折引起了皇帝的重视，且调查之后发现李绂列举的田文镜害民的案例确实不假。田文镜随即受到了皇帝的严厉斥责。

再然后，雍正又决定让杨名时进京，当面接受训斥。沿途各地官员都接到了圣旨：杨名时进京的路上，不许任何人以礼接待，不许任何人为他鸣冤，不许出现任何不和的声音。必须让杨名时感到，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立无援的。

如此，雍正就只能既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也以他们为重点防范对象。早在雍正二年七月，他就颁布过著名的《御制朋党论》，大张旗鼓批评官员之间的横向交往，还将儒家知识分子赞颂了几百年的欧阳修《朋党论》斥为歪理邪说。欧阳修说，朋党是个很正常的东西，自古以来就是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皇帝应该做的不是禁止朋党，而是远离小人的伪朋党，亲近君子的真朋党。雍正说，欧阳修简直是胡说八道，他要是活到今天还敢发这种议论，我一定会当面痛斥他，让他幡然悔悟。<a id="ch33-back" href="#ch33">(33)</a>

为了整垮杨名时，雍正安排了没有科举背景的朱纲去做云南巡抚。朱纲赴云南上任之前，多次蒙雍正召见，面授整治杨名时的方针。朱纲知道自己去做云南巡抚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按雍正的秘密交代整治杨名时，而完成任务的标准是查出杨名时贪污腐败的罪证，给他扣上“假道学”的帽子，进而将之问成死罪，也就是从肉体与精神上作双重消灭。所以，他一到云南就雷厉风行地掘地三尺，却没有挖出什么值得大做文章的东西，反将雍正的宠臣李卫的诸多不法勾当给顺藤摸瓜挖了出来。无奈之下，雍正只能在朱纲弹劾杨名时任内粮仓、钱库存在亏空的奏折上批示：朕知道，这些亏空是布政使常德寿的杰作，与杨名时无关，但他在任时没有弹劾常德寿，表示他很乐意为这些亏空负责。勒令他来赔偿这些亏空，常德寿免罪，不予追究。<a id="ch17-back" href="#ch17">(17)</a>

针对科举出身的官员的人格侮辱和密折治国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前者试图以运动的形式打掉士绅在社会上的尊严、地位与影响力；后者试图通过制度建设的方式，将整个官场变成一个互相监视、互不信任、互相告密的地狱。

随后，诸多古怪离奇的打击狂风暴雨般砸向杨名时，撤职降级自不必说了。雍正五年（1727年），杨名时奏请疏浚洱海河道，放在平常，这就是一件准或不准的事情，这时却被皇帝无限上纲上线。雍正说，杨名时这个混蛋在自己即将离任的时候，才提出这样的奏请，显然是想为自己在地方上留下好名声。奏请不用秘密的折本，而非要用公开的题本，也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以博取美誉。再者，这样的好事不留给后任去做，无非沽名钓誉。这样的人“尚得觍颜自命为读书人乎”？说完这些诛心之论，雍正尚不解恨，紧接着下了一道刻薄到极致的命令：既然杨名时想要为地方造福，那不如就命他拿自己的资产来疏浚洱海河道吧。他死了之后，让他的儿孙继续承办，洱海河道的疏浚工程就永远承包给杨名时他们家了。只有这样，才能使天下人知道“沽名邀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遗累子孙也”。<a id="ch16-back" href="#ch16">(16)</a>

<a id="ch2" href="#ch2-back">(2)</a> 翟世有拾金不昧的具体过程，可参见《“还金山”碑重现记》（《孟津文史资料》第22辑）中所载“还金山”碑的碑文。

与莽鹄上奏大略同期，田文镜开始在河南大肆弹劾科举出身的官员。他的行为得到了皇帝的大力褒奖，雍正鼓励他“照此秉公执法，一无避忌，放胆为去，保尔永永平安”<a id="ch14-back" href="#ch14">(14)</a>。有了皇帝“永永平安”的底牌，田文镜工作得更加卖力。到了雍正四年二月，河南境内的读书人已是人人自危。

<a id="ch3" href="#ch3-back">(3)</a> 《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史部》，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河南罢考案”很明显是在提醒雍正皇帝，虽然康熙朝六十一年来仍继续维持对读书人思想上的高度管控，但科举录取名额和官学生员名额的增加已让士绅的数量得到了较为可观的恢复（尽管与明朝晚期的规模仍不可同日而语）。雍正有没有想起顺治年间的“江南奏销案”不得而知，但他接下来所做的事情与“江南奏销案”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巡盐御史莽鹄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雍正三年上奏，请求皇帝严厉打击科举出身的官员玩门生、座主的把戏。

<a id="ch4" href="#ch4-back">(4)</a> 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174—175页。

构建地狱的雍正必然会掉进这地狱之中。他在朱批里反复告诫地方官，要识大体，要明白什么事该奏报给皇帝处理，什么事不该奏报。也就是要体谅皇帝的辛苦，不要乱递垃圾奏折。但他的告诫不会有效，因为“以一人治天下”与要求官员识大体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密奏制度将官员集体变成了提线木偶，“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的责有攸归的理念也遭到了皇帝的否定。对雍正朝的官员而言，现实很清晰：将问题送到雍正案前，求取朱批圣裁，才是理想的工作模式。

在这场运动中，被雍正抓出来予以全方位人格羞辱的典型是云贵总督杨名时。杨出自康熙朝重臣李光地门下，也是一位理学名家。李光地去世了，李绂进了监狱，杨名时又对打击科甲官员的运动持有异议，于是就被雍正选中了。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雍正将自己累了个半死，只能在密折里跟心腹宠臣李卫吐槽“朕代各省督抚办理者十居六七”<a id="ch34-back" href="#ch34">(34)</a>，即各省督抚十之六七的工作都是雍正替他们做的。地方官员则不断在谢恩折子里批评自己如何如何愚蠢，赞颂皇帝如何如何圣明。

李绂失势的同时，一场针对科甲官员的全面打击迅速展开。雍正在谕旨里说，朋党的坏风气一天不清理干净，天下的公理就一天不能得到伸张，为了将这样的坏风气“尽行洗涤”，哪怕废掉千年沿袭的科举，自己也在所不惜。

当然，自批愚蠢的垃圾奏折看得多了，雍正也就明白过来了——这些人自贬愚昧，赞颂皇帝的决策英明，实为懒政。在朱批里，雍正留下了大量严斥官员以“庸愚”自居的内容。比如，陕西总督查郎阿的奏折里有“（皇上）鉴照无私，惟臣才识庸愚，见不及此”的句子，雍正用朱笔把“才识庸愚”四字划去，批复道：“朕深恶此等字句，你虽甘以庸愚自居，则朕以庸愚人寄托三省严疆重任，则朕之庸愚更胜汝之庸愚也！”你说自己平庸、愚蠢，那朕任用你做地方大员，朕岂不是比你还要平庸、愚蠢？再如，福建巡抚常赉上奏说更调水师武弁的事情，皇上的指示最为圣明，“臣跪读之下，顿开愚昧，仰见睿虑周详，无微不到，实非臣下愚浅陋之识所能窥”。雍正读了之后大怒，批复道：“‘顿开愚昧’四字岂可唐（搪）塞耶？胡说至极！”显然，雍正也知道称自己“顿开愚昧”已成了地方官员常规的避责手段。<a id="ch35-back" href="#ch35">(3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