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雍正密折治国
<a id="ch15" href="#ch15-back">(15)</a> 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105—107页。
<a id="ch10" href="#ch10-back">(10)</a> 蒋攸铦：《拟更定漕政章程疏》，见《魏源全集》第15册《皇朝经世文编》卷34—卷53，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488页。
躲避差役很好理解，包揽钱粮有必要略做解释。在包揽的过程中，底层百姓交给官户、儒户的钱粮往往多于应该交给官府的法定钱粮。百姓之所以愿意多出钱，也要去找官户、儒户来代自己纳税，是因为缴纳钱粮并不是往官府的银库、粮库一扔就完事了。在纳税的过程中，他们需要面对粮头、柜吏、仓吏、官银匠等少则七八个、多则十余个环节的刁难与盘剥。这些环节全部走下来，耗费早已远远超出了法定税额。让官户与儒户代缴则没有这样的问题。
<a id="ch11" href="#ch11-back">(11)</a> 何兆燕：《从“封丘罢考案”看雍正对绅衿的整饬》，《哈尔滨学院学报》2017年第7期。
清代有对官员与士人免除差役、徭役的优待。官员与士人被称作官户、宦户或儒户，对他们的优待催生出了两种后果。第一种是许多底层百姓为躲避朝廷沉重的差役、徭役，想方设法找关系，将自己挂靠在同姓的官户、儒户下面。雍正将之称作“其子孙族户滥冒及私立儒户、宦户”<a id="ch8-back" href="#ch8">(8)</a>。第二种是底层百姓将自己的田产挂靠在官户、儒户那里，到了纳税的时候，底层百姓就把钱粮交给官户、儒户，由他们代为缴纳。雍正将之称作“生监包揽同姓钱粮以为己粮”<a id="ch9-back" href="#ch9">(9)</a>。
<a id="ch12" href="#ch12-back">(12)</a> 《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31—434页。
<a id="ch5" href="#ch5-back">(5)</a> 赵伯陶：《落日辉煌：雍正王朝与康乾盛世》，济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在雍正看来，这是士大夫“彼此为援”，是远比罢考本身更可怕的事情。
<a id="ch6" href="#ch6-back">(6)</a> 赵伯陶：《落日辉煌：雍正王朝与康乾盛世》，济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事件本身不难平息，按常规办法杀几个带头者，组织一场补考，地方很快便能安定下来。但雍正对罢考事件非常在意。他发现，在处置的过程中，只有非科举出身的田文镜积极镇压，科举出身的河南官员则集体态度消极。科举出身的学政张廷璐平日里碰到儒户不肯上缴钱粮，即多有庇护。儒生罢考，他也自始至终没有半句申饬之言。科举出身的开归道陈时夏负责审讯闹事儒生，但他并不坐堂审案，而是将闹事的儒生请到内衙，彼此以年兄年弟相称。科举出身的按察使张保则拒绝介入罢考事件中来，声称自己只管人命盗案。据雍正接到的密报，甚至连朝廷派去处理罢考事件的钦差大臣也是“初有沽名袒护之意”，即一开始也有意袒护闹事的儒生。<a id="ch12-back" href="#ch12">(12)</a>
<a id="ch7" href="#ch7-back">(7)</a> 冯尔康：《雍正传》，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56页。
莽鹄的奏折是在刻意揣摩雍正的心思，迎合他的需求。
<a id="ch13" href="#ch13-back">(13)</a> 董含：《三冈识略》，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巡盐御史莽鹄上奏皇帝说：天下有许多钻营附势之徒，他们互通声气，投拜门生，没有中举的人希望靠他们在考场上打通关节，做了官的人希望得到他们的举荐，官越做越大。那些本来不和的人一旦拜了师生，立刻惺惺相惜，互相引荐、说情、徇私舞弊。莽鹄希望朝廷颁布诏令，严禁科举出身的官员搞门生、座主的把戏。<a id="ch7-back" href="#ch7">(7)</a>
<a id="ch14" href="#ch14-back">(14)</a> 《朱批谕旨·田文镜奏折·四年六月十一日折及朱批》，见冯尔康主编：《清朝通史·雍正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
<a id="sec002"></a>二、全面侮辱打击科举出身的官员
恰是“士民一体当差”的新政策在河南接连闹出风波。先是雍正元年（1723年），巩县知县张可标贴了一张“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的告示，引起该县生员不满，控告他贪污腐败。雍正二年五月，封丘县又以修复黄河河堤的人力、资金不足为由，下令“士绅一体当差”，引发了士子集体罢考事件。罢考之前，士绅群集在开封巡抚衙门前投诉，要求废除“士绅一体当差”，维护官户、儒户的尊严。<a id="ch11-back" href="#ch11">(11)</a>
<a id="ch8" href="#ch8-back">(8)</a> 《清世宗实录》卷四十三“四年四月戊子条”，见冯尔康：《雍正传》，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77页。
底层百姓两害相权取其轻，找关系依附在官户、儒户之下，对朝廷来说意味着可供汲取的物力、人力的体量变小了。对找不到关系挂靠的百姓而言，意味着朝廷会将更沉重的赋税和差役压在自己身上。所以，雍正二年，朝廷下诏革除了官户、儒户的名目；雍正四年，又再次下诏规定免差役、徭役的特权仅限于做过官的或有功名的士子本人。与这些新规同时推出的还有“士民一体当差”的新政策。
<a id="ch9" href="#ch9-back">(9)</a> 《谕直省督抚晓谕粮户除去儒户宦户名目严禁生监包揽钱粮》，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三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页。
嘉庆年间做过军机大臣、直隶总督的蒋攸铦在奏折里给皇帝分析过为什么百姓宁愿多出钱，也要将自己的税粮包给官户、儒户代缴。蒋说：“所最苦者，良善乡愚，零星小户，虽收至加五六而不敢抗违……且乡僻愚民，始则忍受剥削，继亦渐生机械，伊等贿托包户代交，较之自往交漕加五六之数，所省实多，愚民何乐而不为？是以迩年包户日多，乡户日少。”<a id="ch10-back" href="#ch10">(10)</a>那些老实的零星小户最惨，他们缴纳漕粮，常遭州县官府盘剥，多交法定纳税额度的五六成，也不敢反抗。但即使是老实的愚民，受剥削久了，也会慢慢开窍。他们会发现，其实花钱让人“包户代交”，比起自己去交而被多盘剥五六成更划算。所以，近些年来，民间的“包户”越来越多，自己单独纳税的“乡户”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