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控制与汲取的“进化”
齐陈骏估算过唐代的情况，他的结论是：“唐代每30年为一代的官僚总数是19000人，而每30年科举出身的有3100人，那么科举出身的官僚仅占整个官僚集团的16%，另外80%以上都是非科举出身。如果我们将胥吏（基层的办事人员）包括在内，则科举出身的连1%也不到了。”<a id="ch9-back" href="#ch9">(9)</a>宋代号称“与士大夫治天下”，但依据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的统计，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到了全部官员的26．1%，远比不上占比56．9%的“恩荫出仕”。这一统计只包括了官，没有将吏计算在内，否则科举出身者所占比例会更低。<a id="ch10-back" href="#ch10">(10)</a>
<a id="ch19" href="#ch19-back">(19)</a>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四《德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11—712页。
清代官僚的主要来源不是科举取士，其他朝代也不是。
皇权欲控制官僚集团，使之成为忠实的奴仆，首要之务是控制进入官僚集团的路径。然而，无论是常规的察举、征辟（两汉），还是非常规的唯才是举（曹魏），选拔人才的政策虽然出自皇权（或那些架空皇权的强者），但具体选拔仍受制于世家大族。士人要想获得被察举、征辟的机会，首要之务是与有组织、有影响的世家大族建构起良好的关系。汉末汝南许劭、许靖兄弟的“月旦评”之所以炙手可热，是因为它相当于一张进入官僚集团的门票；汝南袁氏之所以能够“门生故吏遍天下”，也是因为袁家“四世三公”，其组织力和影响力可以助人进入官僚集团。袁氏也乐意这么做，因为这样可以巩固乃至壮大袁氏家族在统治集团中的实力。袁绍在汉末能够成为最大的军阀，与他的家族“门生故吏遍天下”这一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即使是曹操的“唯才是举”，刻意想要重用寒族士人，但仍须依赖世家大族发掘寒族士人。只要依赖无法消除，“唯才是举”就无法长久。于是到了曹丕时代，历史又回到了“九品中正制”，终究还得由世家大族来组成官僚集团。
<a id="ch14" href="#ch14-back">(14)</a>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33页。
秦制的要义是废除分封制，以官僚系统而非诸侯、贵族为统治基础，以求最大限度满足皇权的独大欲望，进而最大程度实现对人力和物力的汲取。所以，秦制政权在做制度设计时，最核心的诉求是约束官僚集团，避免其向诸侯、贵族的方向演进。基于最基本的人性，每一个秦制官僚都会追求从制度上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财富，并将之传给后代。这样的追求若不加以遏制，官僚集团就会变成新的诸侯、贵族，就会挑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进而寻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寻求与皇权之间的契约关系，而不再甘于奴仆的身份。这是皇权绝对不愿意看到的，皇权希望社会扁平化、散沙化，不但百姓如此，官僚也应如此。
<a id="ch15" href="#ch15-back">(15)</a>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35页。
除了给读书人制造幻象，科举还有一重功能，那就是重塑官僚集团。
试举几例。商鞅变法前文已有述及，不再赘言。
<a id="ch9" href="#ch9-back">(9)</a> 齐陈骏：《枳室史稿·唐代的科举与官僚入仕》，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
细察中国古代历次变法的诉求，不难发现，它们大多是以解决财政问题为中心的变法。变法的核心目的是增加朝廷收入，而非解决民生疾苦、实现税负公平。
<a id="ch10" href="#ch10-back">(10)</a> 方健：《北宋士人交游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秦制的另一重“进化”是通过变法来不断提高政权的汲取能力。
<a id="ch16" href="#ch16-back">(16)</a> 桓宽：《盐铁论·水旱》，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0页。
其实，清朝之所以废除科举，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将读书人从“永远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的幻象中解放出来。只有读书人得到了解放，抛弃了八股，转而与近代制度文明、科技文明接轨，国家才有自强的希望。很可惜，读了一辈子书、教了一辈子书的刘大鹏并不明白这个道理。
<a id="ch17" href="#ch17-back">(17)</a> 魏收：《魏书·李冲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80页。
元代统治者对中原王朝的秦制不甚了解，虽也开科取士，但只学了形式，未能真正制造出“永远有机会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分子”的幻象。所以，元末明初人叶子奇曾言：“（元代）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元代立国近一个世纪，科举出身的官员占官员总数的比例不超过3．88%。<a id="ch11-back" href="#ch11">(11)</a>至于明代，据郭培贵的考证：“明朝选官除科举外，还有荐举、学校和吏员等途径，而以数量论，洪武年间荐举一度成为选官制度的主体……洪武至景泰间，‘七卿’中的57．6%来源于以荐举为主的非科举出身者。而永乐、宣德以后，国子监生入仕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科举，科举只是在选任重要和高级官员中占据绝对，甚至垄断优势。”<a id="ch12-back" href="#ch12">(12)</a>
<a id="ch18" href="#ch18-back">(18)</a> 薛海波：《论北魏均田制下的国家、豪族与小农》，《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a id="ch11" href="#ch11-back">(11)</a> 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2页。
<a id="sec002"></a>二、增收变法花样百出
<a id="ch12" href="#ch12-back">(12)</a> 郭培贵：《二十世纪以来的明代学校与科举研究》，《明史研究论丛》2014年第2期。
科举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皇权自此有了稳定可控的选拔工具，用来更新官僚集团。皇权不在乎官僚集团中究竟有多少人出自科举，它在乎的是进入官僚集团的路径必须控制在皇权手里——如前文所述，据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的统计，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到了全部官员的26．1%，远不及占比56．9%的“恩荫出仕”。但科举也好，恩荫也罢，选拔人才的路径均控制在皇权手里，这才是最重要的。站在皇权的角度，唯有如此才能防范门阀的出现，才能让官僚集团扁平化、原子化。而且，相较于消灭拥有紧密血缘关系的世家大族，消灭松散的所谓“科举朋党”要容易得多。换言之，科举取士完全改变了官僚集团的生态，极大地提升了秦制政权的安全系数。
<a id="ch13" href="#ch13-back">(13)</a> 胡诚：《白金三品之管见》，《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