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控制与汲取的“进化”
<a id="ch30" href="#ch30-back">(30)</a> 李强：《北宋“进奏院狱”的政治文化解读》，《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自秦汉而至于明清，“百代皆行秦政”。但秦制并非始终停留在商鞅、韩非子设计的模样一成不变，它也是有所“进化”的。
<a id="ch25" href="#ch25-back">(25)</a>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答手诏条陈十事》，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3—538页。
山西太谷县的读书人刘大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刘是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人，生于清文宗咸丰七年（1857年），逝于1942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举，之后三次入京会试，均落榜而归，没能进入官场。为了谋生，他在太谷县某富商家中担任坐馆教师，一做就是二十年。1905年10月，废除科举的消息传到该县，刘大鹏深受打击，在日记中写下了“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a id="ch1-back" href="#ch1">(1)</a>的文字。
<a id="ch26" href="#ch26-back">(26)</a> 脱脱等：《宋史·范仲淹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74页。
自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创设进士科，到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科举取士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余年。作为秦制最重要的一次完善，科举制度给了普通读书人一种“我有机会进入体制，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分子”的幻象。这种幻象极为坚固，以至于清廷取消科举之后，很多读书人对新的教育体制充满了抵触情绪。
<a id="ch27" href="#ch27-back">(27)</a> 脱脱等：《宋史·张士逊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18页。
<a id="ch20" href="#ch20-back">(20)</a> 刘玉峰、钊阳：《试论唐代两税法的制度缺陷和执行弊端》，《唐史论丛》2013年第2期。
科举之于清帝国，既在于造就一个由士构成的统治基础，也在于给士制造一种幻象，让他们觉得自己“永远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这种幻象没有年龄限制，每三年举行一次。无论落第多少回，只要还活着，似乎就仍有成功的机会和希望。换句话说，与其说它是一条上升通道，不如说更像是安慰剂，成功地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1905年之前，包括刘大鹏在内的上百万读书人（以获得“生员”资格为准），就安安静静地活在这样的幻象里。
<a id="ch21" href="#ch21-back">(21)</a>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45—155、175—183页。
遗憾的是，他似乎并不了解，官僚集团虽然是清帝国的核心统治基础，但科举取士并不是官僚的主要来源。何炳棣的研究认为，“在1871年七品至四品的地方官中有51．2%是捐的官”<a id="ch7-back" href="#ch7">(7)</a>，也就是拿钱买官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科举（剩余的48．8%的官员也并非全部来自科举）。另一项针对湖北和山西太谷、安泽、虞乡三县的统计显示，只有3%—4%的“士”（生员）能通过科举取士完成从体制外向体制内的流动。<a id="ch8-back" href="#ch8">(8)</a>
<a id="ch22" href="#ch22-back">(22)</a> 邝士元：《中国经世史》，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0—41页。
<a id="sec001"></a>一、科举重塑官僚集团
<a id="ch28" href="#ch28-back">(28)</a> 毕沅：《续资治通鉴》，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12页。
科举取士与历次变法是秦制最成功，也最重要的“进化”。
<a id="ch29" href="#ch29-back">(29)</a>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朋党论》，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97页。
秦制的“进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完善对自身的统治基础（也就是官僚系统）的扁平化、原子化控制——新莽以打击土地兼并为名整肃官僚集团，东汉以宦官主持鸿都门学来削弱世家大族的势力，都是出于这个目的。2．寻求更有效的方法，控制更多的百姓，汲取更多的人力、物力——商鞅变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曹操以屯田为名对百姓实施暴虐的农奴制度，都是出于这个目的，而且都相当成功。这两方面中，第一个方面是重点，也是难点，新莽和东汉的做法都没有取得成功。第二个方面相对容易，因为与官僚系统相比，散沙化的底层百姓面对皇权花样百出的汲取手段，几乎很难有什么像样的抵抗。
“万里封侯之志”“不堪以肩大任”“无机会风云”等词句饱含着未能进入清帝国官僚系统的遗憾；“国遂沦丧”“无由恢复中原”等词句则饱含着对新时代的敌意和对旧时代（清朝）的怀念。刘大鹏的遗憾、敌意与怀念其实都源于他相信：只要科举的上升通道存在，自己作为士，就有机会实现阶层跃升，进入统治集团。
<a id="ch23" href="#ch23-back">(23)</a> 《同治湘乡县志卷三下赋役志》，见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157页。
到了1914年，刘大鹏仍在日记中对科举的废除耿耿于怀：“予之幼时，即有万里封侯之志，既冠，而读兵书，及至中年被困场屋，屡战屡踬，乃叹自己志大而才疏，不堪以肩大任。年垂四十，身虽登科，终无机会风云，不得已舌耕度日。光绪季年，国家变法维新，吾道将就渐灭，迄宣统三年，革命党起，纷扰中华，国遂沦丧，予即无舌耕之地，困厄于乡已数年矣，年垂六十，遭逢世乱，无由恢复中原，不才孰甚焉，俨具七尺之躯，毫无补于时艰，不亦虚生矣，予惭仄曷极！”（1914年11月2日）<a id="ch6-back" href="#ch6">(6)</a>
<a id="ch24" href="#ch24-back">(24)</a> 梁方仲：《梁方仲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8—99页。
他的“心若死灰”，既是哀叹自己再无机会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集团，也是在哀叹自己私塾教师的职业将要不保，往后将生计艰难。刘在日记中说，科举废了，“有子弟者皆不做读书想”（1905年10月15日）<a id="ch2-back" href="#ch2">(2)</a>，再没人要送孩子来私塾读四书五经；“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1905年10月23日）<a id="ch3-back" href="#ch3">(3)</a>，县里做私塾教师的同行都在哀叹马上就要失业；“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1905年11月3日）<a id="ch4-back" href="#ch4">(4)</a>，同行们纷纷丢了工作，可怎么办；“去日，在东阳镇遇诸旧友借舌耕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1906年3月19日）<a id="ch5-back" href="#ch5">(5)</a>，又在路上碰到因失业而无米下锅的老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