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天下归心与天人共弃
根据《白虎通义》中的要求，合格大臣的基本标准是“善称君，过称己。臣有功，归于君”，功劳是皇帝的，过错是自己的。好儿子的基本标准是只要父亲活着，就“不得许友以其身，不得专通财之恩”，也就是说，儿子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也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还有“父子一体而分，无相离之法”，父子不可以分开，即使父子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更甚的是《白虎通义》对女性的要求。女性必须拥有“顺德”，即柔顺的美德，在家扮演女儿，出嫁扮演妻子的角色，都要对家中的男性——父亲、丈夫、儿子唯命是从。<a id="ch34-back" href="#ch34">(34)</a>针对女性，《白虎通义》还特别制定了“妇人无爵”的规定：“妇人无爵何？阴卑无外事，是以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什么是“妇人无爵”？就是女性作为“阴卑”之人，没有社会属性（“无外事”），只有“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家庭属性。这相当于是用法律的形式将女性定义为男性的附属品。<a id="ch35-back" href="#ch35">(35)</a>
第一项改革是在学术领域支持今文经学，疏远古文经学。这两派的区别，简单说来就是：古文经学主张回归儒家经典本身，今文经学更看重后人对经典的诠释。具体到汉代的政治思想领域，相比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更重视谶纬，也就是依据天人感应之说从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来言说天命吉凶。自汉武帝以降，西汉所有的皇帝都喜欢今文经胜过古文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今文经学与怪力乱神的谶纬之学纠缠在一起，玩的是割裂文辞、牵强附会的游戏，不像古文经学那样动辄拿出孔孟之言来对社会问题展开批判。支持今文经学，既可以用谶纬来强化皇权的合法性，也可以削弱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刘秀登基初期，为笼络在野知识分子，曾一度将古文经《左氏春秋》立为官学。待他权位稳固，又将《左氏春秋》从官学里剔除，理由是搞古文经的学者不懂谶纬，不能为东汉王朝的合法性添砖加瓦。<a id="ch29-back" href="#ch29">(29)</a>
汉武帝可以轻松碾碎“经营性田主”，但直到他死之日，始终拿“寻租性田主”没有办法。因为这些人构成了他的统治基础。抑制土地兼并固然有助于维护皇权，但若因此开罪权贵和豪族，开罪皇权的统治基础，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终西汉之世，权贵、豪族对土地的兼并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有效抑制。
对那些不认同今文经学、不愿意玩谶纬游戏之人，刘秀是极不喜欢的。桓谭是一位古文经学家，“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做学问只重视书中表达的思想主旨，不玩割裂章句、附会谶纬的把戏。而且，他非但自己不玩，还两次冒死上奏，劝谏光武帝也不要玩。他在奏章里说：先王、先贤的著述均以仁义正道为本，不妄谈怪力乱神。圣人也难以参透天道，从贤者子贡而下已无人得闻天道，后世那些浅薄的儒生就更不要奢望。如今那些妄谈谶纬的都是小人，陛下要远离他们。他们偶然说对了，也不过如同猜数字的单双，只是运气所致。刘秀读了桓谭的奏章之后很不高兴。稍后，刘秀想要修一座灵台，故意询问反对谶纬的桓谭：“我想用谶来做决定，你以为如何？”如其所料，桓谭梗着脖子回答：“臣不读谶。”刘秀遂借机给桓谭扣了一顶“非圣无法”的帽子，欲将他下狱，斩杀。70岁的桓谭“叩头流血”，良久才免于一死，被逐出了京城。<a id="ch30-back" href="#ch30">(30)</a>另一位大儒郑兴也是古文经的拥护者。刘秀曾与他谈论郊祀之事，问道：“我想用谶来决定祭祀的方案，你以为如何？”郑兴回答：“臣不为谶。”刘秀同样当场翻脸，逼问他：“你不为谶，难不成你是反对谶？”郑兴被吓了个半死，跪下，诚惶诚恐地解释：“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他说自己只是没有学会谶纬之术，并没有任何反对谶纬的意思，才保住了一条性命。<a id="ch31-back" href="#ch31">(31)</a>
但是，真正能够对皇权造成威胁的是那些寻租性田主。史载，自汉武帝中晚期开始，寻租性田主即成了土地兼并的主力军。朝廷为了解决流民问题（主要是皇权的横征暴敛造成的流民问题，《汉书》中有多处记载称武帝时代“天下户口减半”，可见流民问题之严重）而拿出来分给流民耕种的公田也多遭寻租性田主霸占，造成一种“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a id="ch21-back" href="#ch21">(21)</a>的顽疾——为吸引流民重新成为朝廷的编户民，他们耕种的公田只需要按三十税一缴纳税赋，而寻租性田主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把朝廷的公田控制在自己手里（比如让亲属伪装成流民或编造并不存在的流民来认领公田），再租给真正的流民，向他们榨取高达50%的田租。《盐铁论》把以上顽疾总结为：“公家有障假之名，而利归权家。”<a id="ch22-back" href="#ch22">(22)</a>——皇权只得了个虚名，真正的利益和财富全被权贵和豪族拿走了。
刘秀的第二项改革是颁布官修典籍，由朝廷来垄断谶纬的解释权。这主要为了防止谶纬失控，走向对东汉王朝不利的方向。所谓谶纬是谶书和纬书的合称，谶是秦汉间方士化儒生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谈论天命的书籍。因为刘秀的提倡，谶纬在东汉被视为“内学”，正经的儒家经典反沦落成了“外学”。自起兵反抗新莽到成为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长期使用谶纬作为工具来为自己的军事、政治活动服务。他可以因某些人的姓名与谶纬相合，就起用他们为官，也可以与割据蜀地的公孙述展开谶纬之战，来回辩论天命究竟在谁身上。所以，史称“帝（刘秀）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a id="ch32-back" href="#ch32">(32)</a>。为了将谶纬的解释固定下来，刘秀将谶纬定为洛阳太学的必修课程，大力征召全国通晓谶纬的儒生前来洛阳校订谶纬典籍。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也就是刘秀去世的前一年，整理谶纬典籍的工作终于大功告成，朝廷下诏“宣布图谶于天下”<a id="ch33-back" href="#ch33">(33)</a>。官方颁布了《河图》《洛书》（合45篇）及七经之《纬》（合36篇），总计81篇，作为解读谶纬的经典。皇权由此彻底垄断了对谶纬的解释权，任何私造谶纬的行为都不再被允许。
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秋天，起义军逼近长安。不知所措的王莽再次遵循《周礼》的指示——“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率领群臣来到南郊，集体向天地哭诉。这个白发苍苍、年近七旬的老人颓然跪在祭坛上，絮絮叨叨地回忆、诉说着自己获得帝位的前后经过，最后悲愤地仰天质问：“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a id="ch27-back" href="#ch27">(27)</a>王莽捶胸大哭，几乎昏厥。
道理并不复杂。不搞王田制，当小自耕农无法承受来自皇权及其代理人的剥削时，至少还能投入寻租性田主的怀抱寻求荫庇；搞了王田制，小自耕农的荫庇没有了，他们无法承受皇权及其代理人剥削的时候，就只能选择抛弃土地，去做流民。多一种可以用脚投票的次坏选择总比只有一种最坏选择要好——当然，这并不是要赞美那些寻租性田主。
这年十月，王莽在长安死于乱军之中，他留在史书上的最后一句话是：“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a id="ch28-back" href="#ch28">(28)</a>他那白发苍苍的头颅，被送到宛城高高悬挂起来，成了当地百姓“提击”的目标，还有人偷偷割走了他的舌头。
为什么一项旨在让自耕农人人有地的政策会导致自耕农集体变成流民？
<a id="sec003"></a>三、光武帝君臣的反思
秦制政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保障任何人的私有财产，随时可以用政策将私人财产收归国有。“经营性田主”没有政治后盾，面对朝廷汲取，往往形同蝼蚁，一碾即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a id="ch19-back" href="#ch19">(19)</a>汉初有许多没有爵位和俸禄，凭借舞文弄墨、作奸犯科致富的人，他们靠经商发了财，购买田宅，经营农业成了大宗土地拥有者。汉武帝对付这类人有的是办法。比如，征收算缗，鼓励告缗，即以收资产税（商业性收入）为名，鼓励百姓举报未纳税的有钱人，搞到“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a id="ch20-back" href="#ch20">(20)</a>的程度。再比如，推行均输、平准政策，由官府全面垄断民间商业，直接切断了经营性田主的致富之路。
刘秀的两项有关谶纬的政策分别针对西汉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和西汉末年以天命约束皇权的思想潮流。刘秀希望以“怪力乱神”的今文经学来弱化前者，以皇权垄断谶纬的解释权来消弭后者。他也确实部分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但对皇权有利并不意味着对社会有利。在朝廷尊儒政策的引导下，东汉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全民好学”的氛围。官学繁盛自不必说，开设私学的名师的弟子多至数百，乃至数千人也是常态，还出现了不少几代人专门研读一部经书的世家大族。但好学的气氛又非常诡异，因为绝大多数人学习的内容是怪力乱神的谶纬儒学——不但官学如此，私学也一样。谶纬与知识分子个人的上升渠道捆绑在一起，若不教谶纬之学，私学就会收不到学生。结果是大量的读书人被方士化了，虽名为儒生，但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全民向学，却什么也没有学到。
这两类人对皇权构成的威胁是大不相同的。
光武帝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对西汉灭亡和新莽短命而亡的反思来自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冬天，汉章帝召集一干学者，在皇宫内的白虎观举办了一场学术会议，会议的主旨是要以思想立法的形式，来规范百姓方方面面的行为。会议的成果由班固等人编成《白虎通》一书，在全国发行。中国秦制时代臭名昭著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此正式成为官方认定、强制推行的意识形态。
回到西汉，如前文所言，秦制时代的土地兼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耕农主动卖地，一种是被迫卖地。同样，在秦制时代，有能力参与土地兼并的也有两类人。一类是循正规途径，通过耕作、经商致富的人，用金钱购买田宅，成为大宗土地的拥有者，可以称之为“经营性田主”。一类是手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以权力寻租，成为大宗土地的拥有者，可以称之为“寻租性田主”。
同时，号称要让每户自耕农都拥有土地的王田制推行下去之后，却加剧了流民问题。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左将军公孙禄曾面对面批评王莽和他的王田制，其中提到：“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业……宜诛此数子以慰天下！”<a id="ch26-back" href="#ch26">(26)</a>张邯、孙阳搞出井田，使百姓不得不抛弃土地，沦为流民，应该诛杀他们以谢天下。公孙禄自然不至于当着王莽的面子虚乌有地污蔑他。赤眉、铜马等流民集团也确实出现在王田制颁布之后。
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在新莽的废墟上建立了东汉王朝。自建国伊始，刘秀和他的大臣们就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1．西汉为什么会被王莽和平取代？2．万民拥戴的新莽政权为何会短命而亡？
与自己的统治基础作对是一件风险非常高的事情。在王莽的新政之下，“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a id="ch23-back" href="#ch23">(23)</a>，大批权贵、豪族因为王田制而获罪。于是这些曾经拥护王莽称帝的权贵、豪族纷纷弃他而去，成了推翻新莽政权的核心力量。比如，魏成大尹李焉与卜者王况的造反理由之一即王莽登基之后，“民田奴婢不得卖买……百姓怨恨”<a id="ch24-back" href="#ch24">(24)</a>；出身陇右大族的隗嚣起兵的檄文里也把“田为王田，卖买不得”<a id="ch25-back" href="#ch25">(25)</a>直接列为王莽的罪状。
君臣的思考结果化为历史教训，历史教训再化为现实政策。为避免重蹈西汉与新莽的覆辙，刘秀推行了两项改革。
王莽代汉后，雄心勃勃地想要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进而使皇权掌握更多的土地和编户民，故强硬推出了“王田制”。按王田制，天下所有耕地收归国有，不许买卖，家中男丁不超过八人、拥有土地却超过一井（可能相当于900亩）的须把多余的土地交出来，分给其他没有田的人。王莽改革的初衷是巩固皇权，增加皇权可汲取的财富和人力，但他改革的手段直接损害了新莽政权的统治基础，也就是权贵、豪族与官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