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天下归心与天人共弃
自耕农主动卖地有多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为了逃避官府的剥夺。清乾隆时期，做过广东学政的李调元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卖田说》，是讲自耕农卖地的经典文章。
<a id="ch4" href="#ch4-back">(4)</a> 班固：《汉书·王莽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70页。
至于王莽所宣传的抑制土地兼并是为了普通百姓，他的话是否成立，要分情况来看。中国历史上存在两种土地兼并，一种是自耕农主动将土地卖给他人，一种是豪族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将自耕农及其土地吞并。后者不必赘言，历史上凭借政治权力而拥有大量土地的豪族数不胜数。直到近代也还有很多依赖枪杆子而起的军阀地主。豪族的土地兼并自然是坏事，说打击它们有利于普通百姓，自然是成立的。但第一种土地兼并未必全然对百姓有害。
<a id="ch5" href="#ch5-back">(5)</a> 班固：《汉书·王莽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72页。
按王莽的说法，恢复井田的目的是为了抑制兼并。土地兼并对秦制政权而言，自然不是好事，因为它会直接导致两种后果：1．朝廷直接控制的土地和人口减少，进而影响到赋税收入和兵役、徭役的数量。2．田主，也就是大宗土地的拥有者，有可能变成割据势力，变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门阀世族。两种后果都不利于政权稳定。故而，“直至宋以前，土地兼并一直不为国家所认可，且为历代政府重点打击的目标”<a id="ch17-back" href="#ch17">(17)</a>。
李调元在《卖田说》中描述的皇权（及其代理人）、豪族与自耕农之间的“压榨—逃亡—庇荫”游戏贯穿了中国的整个秦制时代。自耕农主动把田地卖给豪族的土地兼并相当于给了自耕农一条逃避皇权（及其代理人）残酷压榨的生路。当然，这里并不是要赞颂豪族兼并。自耕农遁入豪族寻求荫庇，只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迫不得已的谋生手段。
汉章帝召集学者在白虎观召开学术会议，针对的是西汉知识分子公开批评朝廷政策的风气，以及西汉末年太后常常成为皇权代理人、进而导致外戚坐大的现象。“君为臣纲”的目的是消灭知识分子的批判之声，“夫为妻纲”“妇人无爵”的目的是消灭太后与外戚势力，“父为子纲”则是汉帝国以孝治天下的具体化。
王泽润这么一说，李调元也不想种自己的地，打算卖了田，做佃户，押田来种。王泽润告诉他：“君曾为达官，有直声，官犹待以礼也。租有家丁代完，粮差不敢迫也。又例免差徭，里正不敢及门也。所冀者，须世世子孙读书有官耳。若一日无官，诚恐亦与我辈等也。”官员不仅可以免除徭役，税赋还有家丁代劳前去缴纳，官府的粮差、里正不敢催促、逼迫。李调元一听，送走王泽润，赶快告诉他的子孙，要勤奋读书，将来考取功名，保住官员的身份。因为没有了官员的身份，就会变成和王泽润一样，日子想过得好一点，只能卖掉自家的田，租种地主的田。<a id="ch18-back" href="#ch18">(18)</a>
皇帝希望参与制定三纲之人成为遵守三纲的楷模。受了三纲之害的贵戚、朝臣和知识分子则更乐见制定三纲之人带头违反三纲，陷入罗网。于是，在众人的审视下，负责将白虎观经学会议的结果编撰成书的班固和他的家人就成了三纲的第一批受害者。班固早年特别欣赏屈原，在文章里说过“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屈子之篇，万世归善”<a id="ch36-back" href="#ch36">(36)</a>这样的话。三纲出炉后，班固只好另写文章，违心批判屈原不该“露才扬己”，不该“责数怀王”，不该“沉江而死”，实在不是一个标准的忠臣。<a id="ch37-back" href="#ch37">(37)</a>班固的妹妹班昭，即使自身才华横溢，也不得不在婆家谨小慎微地过着低眉顺眼、低人一等的生活。她后来在《女诫》里说，自己嫁到曹家后，“战战兢兢，常惧绌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在夫家四十多年，熬到公公、婆婆、丈夫都死了，“乃知免耳”，才稍稍过了几天轻松的日子。<a id="ch38-back" href="#ch38">(38)</a>
王泽润告诉李调元，他每亩田卖了“五十千缗”，卖掉十亩，可以得到“五百千缗”。他用卖田的钱做压佃的本钱，他还说：“每五千缗可压田一亩，五百千缗可压田一百亩，既足食，以免家室之饥寒；又无粮，以免官役之追呼。”（注：压田，一般又做“押田”，是当时流行的一种以低于田地实际价格的费用获取田地使用权的方式。）卖了自家的田换来的一百亩押田足够王泽润一家温饱，还可以免除官府的税赋。他种田的产出和田主平分，减去成本，留下一小半。他和家人干农活闲暇的时候，还可以织布，养一点鸡鸭，积攒下钱，还可以买牛犊、养牛，生活确实比种自家的田给官府缴纳田赋好得多。
<a id="ch6" href="#ch6-back">(6)</a> 班固：《汉书·王莽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76页。
而让新莽政权短命夭折的是王莽的前两项改革——恢复井田和释放奴婢。后者很容易理解——奴婢是权贵、官僚的私产。释放奴婢可以增加朝廷编户民的数量，增加朝廷的纳税户和徭役户，就等于从权贵、官僚手里抢钱。恢复井田的情况则要稍微复杂一些。
<a id="ch7" href="#ch7-back">(7)</a> 班固：《汉书·王莽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77页。
王莽的五项改革当中，改官名、改地名给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麻烦；盐、铁、布帛生产、销售的国有化也极大地增加了百姓生产、生活的负担；货币改革更是让百姓回到了以物易物的上古时代。但对王莽的权位来说，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受到损害的主体是百姓而非权贵、官僚集团，后者才是王莽的统治基础。
<a id="ch8" href="#ch8-back">(8)</a> 《论衡·佚文》：扬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赍钱千万，愿载于书。子云不听：“夫富无仁义之行，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
<a id="ch1" href="#ch1-back">(1)</a> ［日］大庭修著，林剑鸣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页。
农户卖了田，给地主做佃户，能更好地维持生计吗？
<a id="ch2" href="#ch2-back">(2)</a>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114页。
李调元是罗江（今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人。《卖田说》记录了他家乡的一位自耕农王泽润卖掉耕地后的愉快心情。王泽润给李调元算了一笔账，来解释自己为何卖了地，做了佃农，还非常高兴。王说：卖田之前，自己是一个有十亩地的自耕农，十亩地的出产可以支持一个十口之家的生计。当地官府按田亩分摊赋税，“每十亩征银三分。每分加平三分三厘，则一钱矣”，交完赋税，还可以勉强维持全家的生计。但是偶尔遇上大事，官府会加征赋税，“每钱加至一两”，他家的生活凑合过得去。但问题是，官府不是偶尔加征一次，而是每年加征十次、二十次，搞得他苦不堪言。官府的诸多开支，乃至官老爷请客吃饭的酒席钱，也要按田亩向百姓征收。正如李调元在文中总结的：“十亩之田，不足以食十口家。如有五子而十亩五分，各耕不过二亩，亩之所入，不敌所出，故不如卖田以佃田。”
<a id="ch3" href="#ch3-back">(3)</a> 班固：《汉书·王莽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