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东林挽歌
东林党被乾隆定性为明朝亡国的主因，纪晓岚等人奉旨于《四库全书总目》之中对这一定性做了更详细的阐释。他们做的阐释的主旨，简而言之就是“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讲学则始于东林”<a id="ch27-back" href="#ch27">(27)</a>——东林党聚众讲学，讲学形成门户、朋党，门户、朋党不以朝廷利益为先，明朝于是灭亡了。
因庙堂上的批评、谏言毫无成效，万历三十年（1602年）前后，顾宪成等人开始以东林书院为据点，集结在野读书人批评朝政，渐渐形成了一股颇有影响力的舆论力量。
东林讲学，始以正而终以乱，驯致与明偕亡。<a id="ch25-back" href="#ch25">(25)</a>
附带一提，在“众正盈朝”的短暂的两三年里，东林党人最受后人诟病之事是削了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职。其实，熊虽然在神宗朝攻击过东林党，但他的去职并不能归咎于东林党人。因为东林党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而只是一群松散的同道，且邹元标虽然主张严厉处分熊廷弼，但维护熊廷弼的七名科道言官中也有五人被视为东林党人。追究熊廷弼的冤狱中具体某个人的历史责任是恰当的，但将之说成东林党人热衷党争、不问是非，则不是一种与史料合榫的解读方式。<a id="ch22-back" href="#ch22">(22)</a>
这相当于是将明朝的灭亡与东林讲学直接挂钩。为什么这样讲？乾隆也有一段解释：“盖有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致国破家亡。汉、唐、明，其殷鉴也。”意思是：讲学者，必会标榜自己讲得好，讲得对；有了标榜，必会形成不同的门派；形成门派，等于形成了有组织的团体，这些团体尾大不掉，就成了心腹之患。汉、唐、明三代都是这么亡国的。
与肉体消灭大略同期，针对东林党人的精神消灭也提上了日程。天启五年（1625年），在魏忠贤的授意下，阉党开始在朝堂上制造“假道学不如真忠义”的舆论，并获得皇帝支持，全面禁毁天下书院、讲坛，且用上谕的形式公示《东林党人榜》，共收录309人。天启六年，明熹宗决定就东林党的问题做一个定性，下令编纂《三朝要典》。这部书的主旨是痛骂东林党，说他们为了达成自己留名青史的险恶目的，不惜拿各种琐事喋喋不休地攻击皇帝。后世那些针对东林党的不实批判大体都可以在这部由阉党一手炮制的《三朝要典》中找到。<a id="ch21-back" href="#ch21">(21)</a>
乾隆还说，那些讲学的东林党也有正人君子，但形成了门派，就有了门派利益，有利益，就会有小人趋炎附势。所以，小人以东林党自居，其过错仍在东林党。“开门揖盗者，本东林之自取，迄明亡而后已”，是东林党自己在开门揖盗，吸引小人。
明朝，与其说是亡于党争，不如说亡于阉党之手。<a id="ch23-back" href="#ch23">(23)</a>
至于明朝的灭亡，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在《明季党社考》一书中有非常中肯的结论：
当然，若一定要说明朝亡于党争，也未尝不可。只不过党争的主体并无东林，而是阉党与官僚集团。崇祯起用阉党治国（崇祯朝宦官数量极多，约有10万之众），固然较之利用官僚集团治国更加如臂使指，但也造成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北宋自建立至元祐年间（1086—1094年）的130余年，用宰相不过51人；崇祯在位17年，用宰相达50人，诛杀总督7人，诛杀巡抚11人。<a id="ch24-back" href="#ch24">(24)</a>当皇权如此蹂躏官僚集团，官僚自不会再视皇权为利益共同体，其消极怠政是必然的，明帝国的统治力因之削弱也是必然。当民变与外敌同时袭来，官僚集团的怠政，也就是消极于人力、物力的汲取，带给明帝国的伤害会非常直接。换言之，若真的存在“党争亡国”，那么挑起党争、将政见分歧演变成杀戮的恰是皇帝自己。明神宗如此，明熹宗如此，崇祯也如此。
天启朝“众正盈朝”极为短暂，崇祯朝东林党人只是点缀，南明时期真正左右时局的是军阀。将明帝国灭亡的责任归咎于一个未曾获得施政机会的松散同道组织显然不是反思历史的客观态度。东林党人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挽救明帝国的灭亡（事实上他们也挽救不了），而在于即使斧钺加身，也要以民本为出发点，去批判皇权之恶。杨涟被铜锤断肋、铁钉贯耳，留有血书“大笑，大笑，还大笑”。顾大章被投入诏狱，右手剁至只剩拇指与食指，仍作遗诗“当留日月照人心”。高攀龙自沉于后园池中，遗表直言要“从屈平（屈原）之遗则”……如此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是中国秦制时代极为鲜见的思想光辉。东林党的光辉传至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始有“君主为天下之大害”“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样启迪人心的彻悟。传至晚清，又被重新发掘，成为郭嵩焘、谭嗣同、严复等人“兴民权，抑君权”的思想来源。
但崇祯绝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的名言是“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后世的乾隆皇帝也不喜欢从这个角度来反思明朝灭亡的教训。他更惋惜明朝没能消灭书院，更惋惜明朝没能把东林党彻底批倒、批臭。
这种政治诉求注定了东林党人无法在熹宗时代获得皇权的青睐。天启初年，因东林党人主张按既定的规章制度办事，支持光宗、熹宗父子继承帝位，朝堂之上一度出现了所谓“东林方盛、众正盈朝”的局面。但皇权肆意已久，绝不甘心受制度的约束。天启二年（1622年），皇权即展开了针对东林党的批判。兵科给事中朱童蒙首先开炮，给东林党扣了一顶“招朋引类”“摧残善人”的大帽子。也是在这一年，皇帝开始培植魏忠贤及其宦官集团，允许魏在宫中操练一支万余人的军队；次年，魏受命控制东厂和锦衣卫，开启了特务治国（此前，东厂与锦衣卫长期处于接近瘫痪的状态），宦官还被派往边境监视、控制军队。天启四年，魏忠贤开始逮捕东林党人，“众正盈朝”迅速成了过眼云烟。天启五年，魏忠贤秉皇权之意，开始大肆屠杀东林党人，制造了“东林六君子之狱”等惨案。
陈鼎的《东林列传》旨在赞颂东林党人。乾隆将他的赞颂斥为“邪说”。其逻辑是：国破家亡，黎民涂炭者数不胜数，东林党人“不能守祖业，徒以国亡殉节为有光”，不能守护明朝，只知道成就自己的千古盛名，真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东林党的历史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们试图以制度章程，也就是《大明律》与《皇明祖训》之类的东西来约束皇权，进而维护自己和百姓的利益，却遭到了皇权的残酷镇压。前述针对张居正考成法的批评，针对明神宗矿税之祸的批评，东林党人拿出的武器均是《大明律》与《皇明祖训》。此外，东林党人还曾深度介入到“国本之争”（要求明神宗立长子为太子）、“红丸案”（涉及明光宗之死）和“移宫案”（明熹宗即位之初，涉及明光宗的妃嫔李选侍在后宫中的地位）。有些批评者认为，东林党人不该干预皇帝的家事，应该避免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样的论调似乎并未注意到在关于皇帝家事的三场风波中，东林党人的核心诉求仍是要求皇帝及其后宫按既定的制度和章程办事，即希望将皇权关进制度的笼子。制度与章程是赤手空拳的东林党人最可依赖的武器，按制度和章程办事，也就成了他们试图改革朝政的核心诉求。
对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乾隆也完全没有好感。他在诗里嘲讽“足识斯人学不醇”，这个人学问不行，没做到家，同时还在诗后做注，说正因为顾宪成学问太糟糕，所以“其东林倡说，流而为门户，掉而为祸患，不亦宜乎”，说顾宪成在东林书院宣传歪理邪说，流毒成为利益门派，最终成了国家的祸患。<a id="ch26-back" href="#ch26">(26)</a>
东林书院的影响力实为时代变迁的产物。时代变迁至少包括两个方面：1．先有祸国殃民的暴政，后有读书人出来为民请命。张居正当政时的暴政以考成法为核心，读书人的批判也集中在考成法；万历亲政后的暴政以矿税为核心，读书人的批判也集中在矿税。2．两套敛财系统，也就是宦官体系与官僚体系，他们之间发生了利益冲突，给了知识分子提高影响力的机会。有理想且敢于为民请命的读书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少数。这少数人在张居正的时代，也就是神宗朝早期势单力孤，很难形成影响力；到了万历亲政之后，官僚集团的利益受到了宦官集团的侵害，使得他们转而愿意支持、利用那些有理想的读书人，让他们冲到前线去对抗宦官集团。这是东林书院在万历时代形成影响力的重要背景。
后来，到了崇祯朝，东林党人早已四分五裂，不成气候。南明时期更甚，活跃的主要是在野的复社人士，这些人在崇祯朝的命运也与在天启朝大致相似。崇祯皇帝虽然铲除了魏忠贤，但东林党只是他拿来点缀朝堂的工具，他仍然更愿意选择宦官作为自己的代理人。用宦官控制官僚集团，用有限的几个东林党人点缀官僚集团，是崇祯自认为务实的做法。直到明朝（包括南明）灭亡，有限的东林党（包括其余绪复社）人虽仍致力于扩张言路，但再未形成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面对皇权及其代理人——阉党（也包括南明时期的军阀），东林党与复社始终处于不堪一击的状态。
<a id="sec003"></a>三、乾隆为何痛恨东林党？
神宗朝，围绕着矿税之祸，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存在着严重利益冲突，不但宦官集团横征暴敛造成的动乱需要官僚集团善后、担责，宦官集团还直接侵占了许多原本属于官僚集团的利益。为自身利益计，官僚集团多多少少愿意有限度地支持一下那“一小撮”东林党人。熹宗朝，魏忠贤将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整合到一起，大量官僚进入阉党，官僚集团也是宦官集团。身为“一小撮”的东林党人，对上，欲将皇权纳入制度的笼子加以约束，多次要求明熹宗从私人账户拿钱贴补国事（索要至少500万两白银）；对中，弹劾魏忠贤，欲使之远离政事；对下，试图通过京察等方式肃清吏治，整顿官僚集团。勇气与理想虽然可嘉，但开罪整个利益集团的后果也是可想而知。
在《题〈东林列传〉》中，乾隆说过这样一句话：
从“众正盈朝”到肉体与精神被全方位消灭，东林党人在天启年间只维持了大约两年的存在感。他们之所以如此脆弱，与明熹宗同明神宗大不相同的宦官任用方式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