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东林挽歌

<a id="ch3" href="#ch3-back">(3)</a> ［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10页。

严禁生员议论国家政策的利弊。若生员自己的切身利益受损，只能由家人去找衙门；与自己的利益无关，却前往衙门为民请命、议论官员的好坏，要被革除生员资格，丧失进入仕途的机会；如果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聚集10个人以上，介入政治事务，为首者问罪发配，其他人一律革除生员资格，贬为庶民。

矿监、税监横行天下，皇帝肥了，宦官及其爪牙也肥了，唯独民不聊生。按大学士沈鲤的说法，是“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按直隶巡抚刘曰梧的说法，是“民间之皮毛穿、膏脂竭矣”。按辽东巡按萧淳的说法，是“辽东……十室九空”。按陕西巡按龙遇奇的说法，是“坐括（陕西）民脂一百四十余万，民间皮肉俱尽”。按户部尚书赵世卿的说法，是商业萧条，家家户户关门大吉，他举例说：税监到任不足两年，河西务的160余家布店只剩下30余家，临清关伙商38人只剩下2人；缎店32家，关门21家；布店73家，关门45家；杂货店65家，关门41家。<a id="ch16-back" href="#ch16">(16)</a>

清军入关后，全盘继承了上述明朝的统治术，且有所发展。顺治九年（1652年）向全国颁布的《生员条例》，除重申朱元璋与张居正所定规章之外，另有补充：“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a id="ch33-back" href="#ch33">(33)</a>生员不但不能议论时事，不能亲自为自己的利益上诉，不可以帮助他人上衙门，不可以聚众介入公共事务，也没了结社、出书的权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神宗的掠取所得并不等于汲取底层百姓的全部额度。时任吏部尚书李戴的评估是“十不解一”，一份献给了明神宗，两份被宦官中饱私囊，三份遭参随瓜分，四份落在数量众多的负责直接搜刮的恶棍手里。参随和恶棍瓜分了多少民财缺乏数据，但宦官中饱私囊是有具体案例可以参考的。山东巡抚黄克缵给宦官马堂算过一笔账：从万历二十七年三月到三十三年十一月，将近7年的时间里，马堂共计在山东临清及周边地区征税180万两左右，但献给内库（皇宫的府库）的只有50万两多一点。也就是说，有130万两白银被马堂和他的参随们瓜分了。黄克缵还说，另一位在山东做税监的宦官陈增在山东8年积攒了近百万资产，而他在这8年中献给内库的税银只有80多万两。陈增麾下有一个参随程守训，其家产被查抄，搜出了“违禁珍宝及赇银四十余万（两）”。因此，学者方兴认为，“在1596—1620年，即万历二十四年至四十八年间，通过贸易从美洲及日本等地输入中国的白银大抵被‘矿监、税使’搜罗殆尽”<a id="ch15-back" href="#ch15">(15)</a>。

自顺治而下，康雍乾三代皆继续维持并强化这种统治术，对“生员”实施严格管控。乾隆借修《四库全书》的机会，集合纪晓岚等学者，以“明朝亡于讲学”为历史定论，将东林众人拉出来鞭挞，其实是在警告清帝国的读书人千万不要“重蹈覆辙”。

为了让乾隆满意，有些阐释非常露骨，直指讲学活动会将人聚集起来，而聚集对朝廷有害：“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于讲学，而论文次之。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祸患延宗社。操觚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事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故其患小也。”<a id="ch28-back" href="#ch28">(28)</a>讲学和写文章相比，前者的危害更大。因为讲学会把人聚到一起，讨论时事、辨别是非，形成有力量的团体；文人写文章互相攻击，不过是点对点争个人声誉，影响反而不大。

<a id="sec002"></a>二、东林兴衰与明朝之亡

权力人物对读书人聚众讲学的憎恶也见于朱元璋与张居正。

李三才的政见与勇气，是东林党人有意在万历后期支持李三才进入内阁的主因（尽管李在私德上被他的政敌指责有许多缺陷）。但东林党人的支持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东林党自始至终只是一个松散的同道组织，除言路之外，他们没有更切实的政治实力。掌握着杀伐大权的明神宗则将所有的批评一律扣上“谤君卖直”的大帽子，随心情而定对批评者的惩罚，或无视、或廷杖、或流放、或残杀。

在“卧碑文”里，朱元璋明确规定，“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天下人都可以直言时事利弊，只有生员不可以。朱元璋还规定，遇到与己无关之事，生员不许去衙门，不许介入其中，否则革去生员资格，严重者发配边疆，乃至杀头。<a id="ch29-back" href="#ch29">(29)</a>在朱元璋看来，生员拥有同窗、师长方面的优质社会关系，比普通百姓更有活动能力，是需要严格控制的对象。

南炳文等依据《明神宗实录》中的数据做过不完全统计，认为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派到地方做矿监、税监的宦官每年向明神宗进奉白银约171万两，黄金约3600两。也就是说，在这短短的9年时间里，明神宗就掠取了超过1500万两白银和超过3．2万两黄金，而矿税之祸的肆虐时间长达24年。<a id="ch14-back" href="#ch14">(14)</a>

<a id="ch1" href="#ch1-back">(1)</a> 黄宗羲著：《明儒学案》第十一册卷五十八，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47页。

税监的职责是代表皇权直接向民间征收法外之税，其具体的敛财办法有四：1．在原官僚系统控制的税卡之外，另增由宦官控制的税卡。南直隶巡抚刘曰梧曾上奏痛陈，宦官来了之后，在自己的辖区内，商人携带货物一天之内要经过五六处税卡。北直隶的通州，税卡更增至数十处。2．巧立名目，增加税种。养鸡有鸡税，养猪有猪税，过路有过路税，落地有落地税，不产鱼的地方也要交鱼税。3．直接将敛财额度摊派给地方上的大商户，不管商业是否繁荣，也不管具体的营业额是多少，大商户必须按期如数向宦官缴足额度，否则后果可想而知。宦官及其爪牙敲诈勒索，导致商户家破人亡是极为普遍的事情。4．当因为开采不出金、银，或开采成本高于收益而无法开矿之时，干脆将摊派给地方的开矿的额度直接转为“正额课税”，也就是转为正规赋税，由税监接手负责监督地方官员征收，并送到明神宗手里。<a id="ch13-back" href="#ch13">(13)</a>

<a id="ch2" href="#ch2-back">(2)</a> 也有学者主张将“东林党”与“东林学派”分开来看。见刘军：《东林党与东林学派辨析：关于东林是否为党的另外一种思路》，《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矿监的职责是代表皇权监督百姓开采金、银矿，其具体的敛财办法有二：1．皇帝一分钱不出，百姓负责所有成本及开采工作，地方官府负责调兵防护（即武力控制）。开矿所得由皇帝和百姓五五分成。2．宦官只对明神宗负责，考核标准是每年能为皇帝拿到多少金银。为求旱涝保收，完成皇帝交下的任务，宦官往往直接将敛财的额度摊派给地方，既不管地方是否有金、银矿存在，也不负责勘探矿产，更不理会开采是否顺利。<a id="ch12-back" href="#ch12">(12)</a>

在所有的批评当中，又以李三才最为大胆。李在奏折中非常干脆地给君王重新做了一番定性：“（君主）省刑薄敛，视之如伤，爱之如子，人主能长为百姓之主；然后奔走御侮，尊为元后，戴为父母，百姓亦长为人主之主。”意思是：皇帝须实行仁政为百姓服务，才有资格做“百姓之主”；百姓是“人主之主”，是高于皇帝的存在。将这样的见解写入奏折，送到皇帝跟前，自然是需要胆识与觉悟的。而且，与一般人针对矿税之祸的批评只将矛头指向宦官不同，李三才的言辞非常尖锐，直斥皇帝：“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皇上忧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之储，而不使百姓有糠秕升斗之储；皇上欲子孙千万年之计，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计。试观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乱者哉？”<a id="ch20-back" href="#ch20">(20)</a>大意是：皇上喜欢珠宝，百姓想要温饱。皇上追求千秋万代，百姓想要养活妻子儿女。皇上把黄金堆得天高，却不让百姓家中存有升斗的粮食；皇上想要子子孙孙都做皇帝，却不让百姓有足以活过明天的储粮。翻看历史，朝廷如此做事，天下如此景象，有不出乱子的吗？

张居正也有相同的认知。万历三年（1575年）已身为内阁首辅，大权独揽的他再度重申并强化了朱元璋的祖制，严禁生员参与一切政治事务。他勒令天下：“不许别创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a id="ch30-back" href="#ch30">(30)</a>万历七年正月，张居正又下令遵照“皇祖明旨”，毁天下书院，全部“改为公廨衙门”，书院的田产、粮食全部划归地方里甲。全国著名书院中，超过60所遭到查封。<a id="ch31-back" href="#ch31">(31)</a>与张居正禁毁书院大略同期，欧洲的中世纪大学开始向近现代大学转型。

频繁的暴动丝毫未曾动摇明神宗的矿税政策，所有领导暴动的人物均遭捕杀。因为矿监、税监的存在只对皇帝和宦官集团有利，故“内而六部尚书、侍郎、科道言官，外而各省督抚布按，上自内阁大学士，甚至个别掌权的太监，下至州县官员，无不反对矿税”<a id="ch18-back" href="#ch18">(18)</a>。东林党人针对矿税之祸的冒死批判即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比如魏允贞直接说明神宗“爱贤士曾不如爱珠玉锦绮”。田大益指责明神宗误入歧途，嘴上说着爱国、爱民的漂亮话，实际上“内库日进不已，未尝少佐军国之需”，钱全进了内库。田大益甚至还说出了“陛下尔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一旦变生，其何以托身于天下哉”这样振聋发聩的话语——陛下如此疯狂地把天下之财往自己家搬，如此荒淫无道，一旦某天出了变故，你要如何让天下人再支持你！<a id="ch19-back" href="#ch19">(19)</a>

在约束生员方面，张居正的规定较之朱元璋的更为具体：“我圣祖设立卧碑，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今后生员务遵明禁，除本身切己事情，许家人抱告有司……其事不干己，辄便出入衙门，陈说民情，议论官员贤否者，许该管有司申呈提学官，以行止有亏革退。若纠众托帮，聚至十人以上，骂詈官长，肆行无礼，为首者照例问遣，其余不分人数多少，尽行黜退为民。”<a id="ch32-back" href="#ch32">(32)</a>

民不聊生，自然就会有民变。万历二十七年（1559年），临清百姓纵火焚烧了税监马堂的衙门。同年，湖广百姓扔砖放火，欲与坐地敛财的宦官陈奉同死。万历二十九年，百姓又包围了陈奉的衙门，将其爪牙十余人投入江中。同年，2000余名苏州织工暴动，攻击了坐地敛财的太监孙隆，击毙孙隆的爪牙黄建节，焚烧了多名孙隆爪牙的家，孙隆本人连夜逃往杭州。万历三十年，江西百姓反抗宦官潘相，将他的爪牙陆泰打了个半死。万历三十四年云南军官贺世勋等人不堪宦官杨荣的暴虐，聚众数千人，杀死杨荣，将其住宅付之一炬。万历三十六年，辽东屯垦的军队不堪宦官高淮剥削，歃血为盟，杀死高淮，为民除害。万历四十二年，福建百姓万余人攻击了宦官高寀的住宅……据不完全统计，“神宗朝，万历后期的20多年中，各地直接因矿、税监激起的民变达49起之多”。<a id="ch17-back" href="#ch17">(1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