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东林挽歌
明神宗是“以天下奉一人”理念的极致践行者。饮食方面，嘉靖时代，光禄寺（主管皇帝饮食）的开支一度减至每年白银17万两。张居正执政时，一手着力搜刮民财，一手抑制皇权铺张浪费，一度将光禄寺的开支压缩至每年“十三四万”。明神宗亲政后，他的私欲如脱缰的野马难以遏制，光禄寺的开支迅速翻倍，增至每年“二十六七万”。<a id="ch9-back" href="#ch9">(9)</a>
<a id="ch13" href="#ch13-back">(13)</a> 方兴：《明万历年间“矿监税使”的阶段性考察》，《江汉论坛》2016年第3期。
续表
<a id="ch8" href="#ch8-back">(8)</a> 部分学术著作将东林党视为江南地主和商人的利益代言人。如吴慧认为，东林党由“中小地主、中下级官吏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组成，“代表东南地区部分地主和新兴的工商业者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反对腐朽的“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大地主集团”，“反对王公勋戚的掠夺土地,反对税监矿使的横征工商”。见吴慧：《中国商业通史简编》，中国商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203页。
建筑方面，明神宗同样丧心病狂，毫无节制。下面这张表格引自南炳文、汤纲所著《明史》，只是一份不完全统计<a id="ch10-back" href="#ch10">(10)</a>。
<a id="ch9" href="#ch9-back">(9)</a> 此段及后文关于明神宗铺张浪费穷奢极欲的史料总结均引自南炳文、汤纲：《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11—717页。
布匹、瓷器方面。万历九年（1581年），明神宗向苏杭地区索要15万匹丝绸，万历二十七年索要4．19万匹，万历三十二年索要2．6万匹，万历三十八年索要4万匹。万历二十三年，明神宗向陕西索要7．47万匹羊绒（折合银价160余万两），每年按4000匹的数量进呈。万历十年，明神宗向江西索要9．66万余件瓷器，万历十九年又索要15．9万余件，稍后又增加8万余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种种需索，其运输之费往往远大于制造之费。比如，自山西潞安将价值110两银子的砂器运到京城需耗资2833两白银，是砂器本身成本的25倍有余。
明神宗之所以派出宦官前往地方搜刮，而不再依赖明帝国的统治基础官僚集团，与他不满官僚集团内部长期存在着针对皇权的批评有直接关系。作为对抗，他宁愿让大量的中央、地方官员长期空缺，宁愿官员的空缺严重影响中央和地方官府的日常运转，也不愿调整人事进行填补。在他眼里，宦官是比官僚集团更忠实、更易于操控的皇权代理人。
<a id="ch4" href="#ch4-back">(4)</a> 吴亮辑：《万历疏钞》卷十八《恳乞圣明节收辅臣权势疏》，见南炳文、庞乃明主编：《“盛世”下的潜藏危机：张居正改革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
明朝本有制度，宫廷每年有100万两金花银（明朝收税折收的银两，意为足色而有金花的上好银两）的进项（明神宗亲政后又强迫户部增20万两）。但是明神宗挥霍无度，120万两金花银往往仅够其开支两三个月，剩下的黑洞就只能靠挪用国库来填补。但国库也经不起明神宗折腾，张居正致力搜刮近十年，他死的时候，国库存银有近千万两。只过了五六年，近千万两白银就已消耗一空。于是，万历二十四年，丧心病狂的明神宗决定以“三大征”为借口，派出宦官为矿监、税使，绕过官僚系统，直接向民间进行搜刮。他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利用太监建立起一张覆盖全国的敛财网络。他的敛财网络给明帝国的底层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时人称之为“矿税之祸”。
<a id="ch5" href="#ch5-back">(5)</a> 胡铁球：《新解张居正改革：以考成法为中心讨论》，《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另外，采集木料、石料的费用并未体现在表格之中（这方面的费用多摊派给了地方，而户部、工部的官员写奏折向明神宗诉苦，往往只关注本部门的耗费）。明神宗对木料、石料的规格要求极高（木料非深山之中的楠杉大木不可），地方官府苦不堪言。比如，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筹划重修三大殿，明神宗摊派给贵州的任务之一是“采办楠杉大木”12298根，合银107万余两，摊派给湖广的任务是采办合银约420万两的楠杉大木，摊派给湖广、贵州、四川的任务是采办合银约930余万两的楠杉大木。还有，上述针对地方的摊派，其统计数据是按照官价来做的。地方官府摊派到民间，实际耗费往往是官价的数倍乃至十倍以上。万历二十五年，刑部侍郎吕坤上奏称，采伐巨木一根，“官价虽云千两”，但运到京城，百姓的实际消耗“不止万金”。<a id="ch11-back" href="#ch11">(11)</a>
<a id="ch10" href="#ch10-back">(10)</a> 南炳文、汤纲：《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18—722页。
排场方面。明神宗同母弟潞王大婚，耗金3869两，青、红宝石8700块，珍珠85000余颗，珊瑚珠24800余颗。户部不堪重负，请求稍减，遭明神宗痛斥，驳回，最终共耗银88000余两。明神宗同母妹瑞安公主出降（出嫁），向朝廷索要“各色金二千三百余两”（后因户部实在拿不出来，减去三分之一），以及无数珠宝。明神宗的长女荣昌公主出降，朝廷耗银12万两。七女寿宁公主出降，明神宗向朝廷索银数十万两，户部拿不出钱，一再力争，最后按荣昌公主的旧例，也耗银12万两。明神宗之子瑞王婚礼，耗银18万两；福王婚礼，耗银超过30万两；惠王、桂王婚礼正值辽东战事紧张，国库空虚，朝臣请求将耗费降至“七万金”，明神宗拍板，要求朝廷必须拿出“十四万金”。
<a id="ch11" href="#ch11-back">(11)</a> 南炳文、汤纲：《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22—723页。
金银珠宝方面。嘉靖时代，云南每年需要向皇帝缴纳贡金2000两。万历二十年（1592年），标准一口气提升至5000两。云南产金有限，地方官府没有办法，只好向四川、陕西等地采购，每两黄金的采购成本高达10两白银（不包括黄金本身的价格）。万历十四年，明神宗曾一次性花费超过19万两白银用来购买金珠宝石。万历二十六年，明神宗买珠宝花费了40万两白银。万历二十七年，因为皇室的珠宝采购量太大，京城的珠宝供应链出现断裂，户部无法购足规定的量，只好去黑市按“增五六倍”乃至“二十倍”的价格采购。
<a id="ch12" href="#ch12-back">(12)</a> 方兴：《明朝万历年间“矿税银两”的定额与分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a id="ch6" href="#ch6-back">(6)</a> 吴亮辑：《万历疏钞》卷五《亟斥辅臣回籍守制以正纲常疏》，见［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table cellspacing="0"><tr><td width="30%">年份</td><td width="35%">土木工程</td><td width="35%">费用及其他</td></tr><tr><td>万历三十三年</td><td>大修都城重城、修河南开福王府、修孝陵、修感恩殿、修成湖广显裬恩殿、修长陵明楼、修显陵配殿</td><td>仅感恩殿及附属桥梁一项，即用银十余万两</td></tr><tr><td>万历三十四年</td><td>修南海普陀寺</td><td>耗银不详</td></tr><tr><td>万历三十六年</td><td>修会极、归极二门</td><td>耗银不详</td></tr><tr><td>万历三十八年</td><td>修贵溪龙虎山宫殿</td><td>耗银3万两</td></tr><tr><td>万历三十九年</td><td>修懋勤宫、端凝宫、寿安殿</td><td>耗银数万两</td></tr><tr><td>万历四十年</td><td>筹划营造朱常洛生母坟园</td><td>耗银15万两</td></tr><tr><td>万历四十一年</td><td>修蜀（王）府门殿</td><td>耗银不详</td></tr><tr><td>万历四十二年</td><td>修理昭陵殿芜楼亭厨库房廊</td><td>合用物料约数十万计</td></tr><tr><td>万历四十三年</td><td>修福王府从官房屋、修胡良巨马二桥、修三殿及正阳门箭楼</td><td>福王府从官房屋耗银4万两</td></tr><tr><td>万历四十四年</td><td>修咸安宫</td><td>耗银不详</td></tr><tr><td>万历四十六年</td><td>修德昌王府、修惠王府、修桂王府、修船坞、修乾光殿等</td><td>耗银不详</td></tr></table>
需要注意的是，这张表中的工程有许多绵延数年乃至十数年，统计时一般只以其启动的时间（个别以竣工时间）统计一次。简言之，明神宗亲政之后，几乎每一年都在大兴土木。另外，因史料所限，表中大多数工程的具体耗银缺少数据，但参照其他类似工程，不难推测其大体情况。比如，万历十二年（1584年）修慈宁宫耗银15万两，则其后建造相似的宫殿的成本可参考这个数据；万历十三年修潞王府耗银30万两，则其后修福王府、惠王府、桂王府等，多半要远高于这个标准（明神宗更宠爱福王）。
<a id="ch7" href="#ch7-back">(7)</a> 倪军民：《试论明季言路膨胀与政治失控》，见《明史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272页。
<table cellspacing="0"><tr><td width="30%">年份</td><td width="35%">土木工程</td><td width="35%">费用及其他</td></tr><tr><td>万历十一年</td><td>天寿山皇陵</td><td>费时八年，耗银800余万两</td></tr><tr><td>万历十二年</td><td>修慈宁宫</td><td>耗银15万两</td></tr><tr><td>万历十三年</td><td>修潞王府第、乾光殿、金海亭等</td><td>耗银30万两</td></tr><tr><td>万历二十二年</td><td>整修养心殿、神怡殿、永宁宫、隆德门</td><td>耗银不详</td></tr><tr><td>万历二十四年</td><td>整修昭陵殿芜楼亭厨库房廊、修西华门楼</td><td>耗银不详</td></tr><tr><td>万历二十六年</td><td>修隆宗门</td><td>耗银不详</td></tr><tr><td>万历二十七年</td><td>整修慈庆宫、修端敬殿</td><td>耗银不详</td></tr><tr><td>万历二十八年</td><td>大高玄殿建新工程；修理龙舟、桥梁、亭轩、景陵及裕陵殿宇；修南城清和阁</td><td>耗银不详</td></tr><tr><td>万历二十九年</td><td>修大内乾德殿</td><td>耗银不详。该工程体量巨大。设计台高八丈一尺，台上建殿。兴工一年，每日用工匠2000余人、军队2000余人，仅建成一丈三尺</td></tr><tr><td>万历三十年</td><td>修乾清宫、坤宁宫。修奉先殿西川堂</td><td>耗银不详。工科言官奏请停建各种不急工程，明神宗不予理睬</td></tr><tr><td>万历三十一年</td><td>整修天寿山长陵、修慈宁花园。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开始清理基座</td><td>耗银不详。户科、工科言官奏请停止崇德、两配、四斋等宫殿建设，明神宗不予理睬</td></tr><tr><td>万历三十二年</td><td>南海子御苑工程</td><td>工部因经费紧张请求暂缓，明神宗下旨继续</td></tr></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