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王朝的盛世潜流
<a id="ch24" href="#ch24-back">(24)</a>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2页。
为将夜禁制度落到实处，唐朝皇帝想了很多办法。具体包括：1．若有人不守夜禁出坊，严厉追责坊正。2．设左、右街使（由左、右金吾卫中郎将担任），左、右巡使（由殿中侍御史担任）。3．左、右金吾卫上街夜巡，遇到犯夜禁之人可以毒打、砍杀、杖毙。4．于城门坊角设“武侯铺”，由武装兵士值班，巡查周边区域，兵士少则五人，多则百人。5．京兆府、长安县、万年县须参与夜禁的落实。<a id="ch51-back" href="#ch51">(51)</a>如此层层落实、级级追责，目的当然只有一个：调动尽可能多的资源来防范城中居民夜间行动，以满足皇权对安全的追求。
<a id="ch25" href="#ch25-back">(25)</a>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73页。
再说夜禁制度，简单说来就是，长安城的外郭城门、宫城城门、皇城城门与坊市之门会在入夜前定时关闭，形成三层封闭结构（长安城—宫/皇城—坊），以控制城内人员入夜后的活动半径（坊内之人只能在本坊内部活动）。
<a id="ch19" href="#ch19-back">(19)</a> 刘昫等：《旧唐书·魏徵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60页。
但另一方面，监控力度的衰弱也让城市有了更多的活力，城市的灵魂——商业有了很大发展。
<a id="ch20" href="#ch20-back">(20)</a> 吴兢：《贞观政要·畋猎》，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85页。
城市监控力度的衰弱确实增加了安全隐患。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三日，晨钟敲过，天色未明，为了赶上早朝，家住靖安坊的宰相武元衡骑马走出了家门。他穿过靖安坊东门，进入大街时，突遭埋伏在侧的刺客围杀，被割去了头颅。同日，家住永乐坊的另一位高官裴度也遭遇了刺客袭击，他滚落到街旁水沟之中，头颈负伤，因毡帽厚实而侥幸捡回一条性命。事后查明，刺客来自地方藩镇（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因武元衡与裴度正协助皇帝加强中央集权，试图对藩镇用兵，故遭遇此劫。<a id="ch55-back" href="#ch55">(55)</a>
<a id="ch21" href="#ch21-back">(21)</a> 吴兢：《贞观政要·奢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07—208页。
<a id="ch14" href="#ch14-back">(14)</a> 韩国磐：《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敦煌吐鲁番资料阅读札记之一》，《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4期。
第二个变化是商业活动突破东、西二市的范围，扩展到了其他坊。崇仁坊里出现了造乐器的工匠作坊，平康坊里有人卖姜果，宣阳坊里开设了彩缬铺，长兴坊里有毕罗店，宣平坊里可以买到油，升平坊里可以买到胡饼，延寿坊里出售各种金银珠宝……诸多的酒肆与旅店也出现在了东、西二市周边，“昼夜喧呼、灯火不绝”的夜市随之兴起。唐德宗时期，旅人可以在酒肆里喝到酩酊大醉，不必担心天黑后回不了旅店；韦庄也在诗里说“朝闻奏对入朝堂，暮见喧呼来酒市”，早上去朝廷上班，晚上去酒楼买醉。<a id="ch59-back" href="#ch59">(59)</a>这都是只有在皇权衰微、城市控制放松的中晚唐才有的快活。
<a id="ch15" href="#ch15-back">(15)</a> 孙翊刚主编：《中国赋税史》，中国税务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
第一个变化是穿墙破洞与临街开门现象增多，前文已有叙述。
<a id="ch16" href="#ch16-back">(16)</a> 吴章铨：《唐代农民问题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页。
后来，皇权落入宦官之手，长安城向街开门的现象更普遍了。唐文宗（计划诛杀宦官，却反遭宦官软禁的那位）时期，负责落实夜禁政策的左右巡使曾在报告中哀叹说，向街开门的太多，有皇帝特批可以开的，有未得特批自己就开了的，总之无法遏制，那些住户常常不等晨钟响就开门，暮鼓怎么敲也不关门，使得长安城的夜禁制度形同虚设。<a id="ch54-back" href="#ch54">(54)</a>
<a id="ch22" href="#ch22-back">(22)</a> 吴兢：《贞观政要·安边》，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78页。
里坊制度与夜禁制度为上述监控与监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监控与监管也并非一成不变，其强度的大小取决于皇权的兴衰。皇权兴，打压显贵游刃有余，监控的力度就强；皇权衰，不得不笼络权贵以维系统治，监控的力度就弱，对突破坊墙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出台过政策，允许皇室及三品以上官员临街开门。比如，安史之乱后，长安城的里坊就出现了许多穿墙破洞的现象——显贵们不愿绕道走官府铸造的坊门，更喜欢在自家临街的墙上破洞开门。唐代宗下诏命京兆尹李勉严查“侵街打墙、接檐造舍”<a id="ch53-back" href="#ch53">(53)</a>的现象，要求一律拆毁私开的门，并予以重罚，但并无太大成效。
<a id="ch23" href="#ch23-back">(23)</a> 吴兢：《贞观政要·慎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00页。
这种防范既针对底层百姓（使其散沙化，无力酿成群体性事件），也针对城内显贵。比如，唐肃宗时设有特务机构“察事厅子”，由宦官李辅国掌控，用以监督城中官僚、贵族，“官吏有小过，无不伺知”。武则天时代，为了控制李唐皇室，又将包括李隆基在内的诸多李唐皇室成员控制在兴庆坊内集中居住。晚唐皇权落入宦官之手，宦官又将这种做法继承了下来。有唐一代，长安城内先后出现过五王同坊、十王同坊、十六王同坊乃至“百孙院”。<a id="ch52-back" href="#ch52">(52)</a>
当皇权衰微，对城市的监控力度减弱时，长安城才渐渐有了烟火气，出现了宜居的一面。宜居的变化如下：
<a id="ch17" href="#ch17-back">(17)</a>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56页。
为皇室的安全而施加的限制直接导致东市周边地区（该区域靠近大明宫和兴庆宫）成了长安城官僚、贵族府邸最为集中之处，也是唐长安城住宅价格最昂贵的地区。<a id="ch57-back" href="#ch57">(57)</a>事实上，不止官僚、贵族的府邸，整个长安城的住宅分布也基本处于“东贵西贱”“南虚北实”的状态。具体来说就是：以纵贯全城的朱雀大街为界，“公卿以下民（居）止多在朱雀街东”，街西则“浮寓流寄不可胜计”——官僚、贵族和有钱人集中住在街东，平民百姓和外来人口集中住在街西。而“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从皇城向南数，第六条横街以南的地方大多无人居住。“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最南边的四排坊，从东城墙到西城墙只偶尔有人居住，已被开垦为“阡陌相连”的农田。<a id="ch58-back" href="#ch58">(58)</a>
<a id="ch18" href="#ch18-back">(18)</a> 刘昫等：《旧唐书·戴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34页。
唐长安城虽设有东、西二市，但因位置固定（所有交易只能在东、西二市进行），且营业时间短（中午开市，日落闭市），服务对象始终非常有限。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到东、西二市带来的生活便利——市中不但可以买到各种商品，包括米、麦、肉类、酒类、蔬菜水果、衣物、纺织品、金银、宝石、药品、马匹、车辆等，还有酒宴、戏曲等娱乐项目，唐长安城的官僚、贵族在置办住宅时，首先考虑的是靠近位于城市东北部的大明宫和兴庆宫（那里是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其次就是靠近东市和西市——二市营业时间短，长安城又实行里坊制度和夜禁制度，住得离二市远了，既没有办法痛快地购物，也有可能因为购物耽搁时间太久而赶不及回坊，被巡夜的金吾卫抓住打个半死。<a id="ch56-back" href="#ch56">(5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