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王朝的盛世潜流
<a id="ch36" href="#ch36-back">(36)</a> 《旧唐书·张玄素传》，载张玄素之言：“陛下初平东都之始，层楼广殿，皆令撤毁，天下翕然，同心欣仰。岂有初则恶其侈靡，今乃袭其雕丽……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则事不急之务，成虚费之劳。国无兼年之积，何用两都之好，劳役过度，怨将起……太上皇敕大殿高门并宜焚毁，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请赐与贫人。事虽不行，然天下翕然讴歌至德。今若遵旧制，即是隋役复兴。五六年间，趋舍顿异，何以昭示子孙，光敷四海？”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39—2641页。
魏徵的回答流露出了强烈的悲观情绪。李世民的牢骚清晰地传达出一种不想将形式主义的“进谏—纳谏”游戏进行下去的情绪。这种情绪也体现在同年发生的另一件事上。贞观十一年十月，御史柳范弹劾吴王李恪（李世民第三子）频繁外出游猎，严重扰民。处罚了李恪后，李世民发怒道：“长史权万纪事吾儿，不能匡正，罪当死。”他说：长史权万纪辅佐我儿，却不能有所匡正，论罪当死。柳范梗着脖子回答：“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止畋猎，岂得独罪万纪！”他说：房玄龄辅佐陛下，也未能阻止陛下四处游猎，该死的不光权万纪一人！李世民拂衣而去。<a id="ch45-back" href="#ch45">(45)</a>这一年，朝臣屡次劝谏李世民节制游猎，李世民则屡次借游猎之事向朝臣发难。
<a id="ch37" href="#ch37-back">(37)</a> 刘昫等：《旧唐书·张玄素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41页。
追溯起来，唐太宗君臣形式主义的“进谏—纳谏”游戏实始于玄武门事变之后。彼时的李世民急于打造自己帝位的合法性，遂与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士大夫们一拍即合，开启了一场从谏如流的表演秀。李世民不断纳谏，不断奖赏进谏者，但对执行进谏的内容一直兴趣索然。随着在位时间越来越长，帝位的合法性越来越不是问题，李世民也渐渐不想再玩这种游戏。贞观十一年，先是魏徵对李世民说：“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a id="ch43-back" href="#ch43">(43)</a>陛下知错就改的精神已远不如往日。然后又有李世民对魏徵发牢骚：“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李世民抱怨：进谏的人都指责我游猎过于频繁，但我以为如今天下虽然无事，武备还是不能松弛，我时而与侍臣在后苑狩猎，没有劳民伤财，有什么错呢？魏徵无奈回答：“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陈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于国；若其无取，亦无所损。”魏徵的意思是：陛下既然鼓励进谏，应该让人畅所欲言。说得对，陛下采纳，对国家有好处；说得不对，陛下不理会，也没什么损失。李世民闻言大悦。<a id="ch44-back" href="#ch44">(44)</a>
<a id="ch31" href="#ch31-back">(31)</a> 商鞅：《商君书·弱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6页。
自秦汉而下，中国古代的大城市有两个基本特点：1．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由政治权力推动建筑，在布局与管理上完全遵从权力的意志。2．城中不存在独立的市民群体，也没有独立的经济结构。城中的农业、手工业、服务业、商业全部依赖城中贵族的消费而存在，是政治权力的附属品，从业者与行业俱受到政治权力的严格管控。
<a id="ch32" href="#ch32-back">(32)</a> 韩非：《韩非子·六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10—511页。
<a id="sec003"></a>三、唐长安城的畸形繁华
<a id="ch33" href="#ch33-back">(33)</a> 《贞观政要·俭约》载唐太宗李世民之言：“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靡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86页。
<a id="ch26" href="#ch26-back">(26)</a> 吴兢：《贞观政要·求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2页。
里坊制度源于秦汉时代的闾里制。所谓闾里制，简单说来，就是在城内用围墙圈出许多方块状的“闾”或“坊”。居民住在墙内的房子里，不许临街开门，不许临街起楼，只能从官府设置的坊门出入。坊门设置有“弹室”之类的机构，配备了“坊正”“里正”之类的管理人员，用来监控居民的进出。北宋定都开封后，里坊制才被抛弃——并不是赵宋王朝不喜欢里坊制，而是开封的自然环境不允许，取而代之的是《清明上河图》中那种较为开放的“街坊制”，城市居民不再被官府用高墙禁锢。及至清代，爱新觉罗氏入关后欠缺自信，用栅栏将北京城的居民住宅再次分割、封闭。据《大清会典》记载，清初，北京内城有大小栅栏1100余道，外城有大小栅栏440余道，栅栏门晨启昏闭。直到清代中叶栅栏才渐渐消失，“大栅栏”的地名则流传至今。<a id="ch50-back" href="#ch50">(50)</a>
<a id="ch27" href="#ch27-back">(27)</a>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76页。
唐长安城布局示意图<a id="ch49-back" href="#ch49">(49)</a>
<a id="ch28" href="#ch28-back">(28)</a>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831页。
但贞观之治的士大夫仍然是幸运的，至少，李世民愿意陪他们玩这样的形式主义游戏。
<a id="ch34" href="#ch34-back">(34)</a> 《贞观政要·俭约》载唐太宗李世民之言：“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每事由己，诚能自节，若百姓不欲，必能顺其情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86页。
在位二十余年，李世民犹如一位演员，在台上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通过与臣僚对话的方式，来为自己塑造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在那些令人感动的对话背后，九成宫、大明宫、飞山宫、襄城宫……正在破土动工。舆论指责九成宫修建得过于华丽，他下令将其摧毁；襄城宫同样被摧毁，原因却是建成之后不合李世民的心意。在那漫长的“进谏—纳谏”游戏里，李世民获得了从善如流的美誉。但接受谏言是一回事，执行谏言是另一回事。李世民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着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史官将他对犯颜直谏者的宽容载入实录之中，而他很快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
<a id="ch35" href="#ch35-back">(35)</a> 吴兢：《贞观政要·俭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86页。
李世民想要放纵自己的欲望，同时很在乎自己的历史形象。为兼顾二者，他选择一再违制向史官索求与自己相关的历史记录。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他要求阅读国史，被谏议大夫朱子奢驳了回去。<a id="ch46-back" href="#ch46">(46)</a>贞观十三年，他又询问褚遂良自己起居注的具体内容，担心里面记载了自己的缺点。<a id="ch47-back" href="#ch47">(47)</a>最终，他如愿以偿从房玄龄手里看到了国史，也对国史如何纂修给出了自己的指导意见。
“宏伟的理想都市”追求的是凸显皇权的神圣性与保障皇室的安全。这种追求对普通市民而言往往意味着束缚、禁锢与不宜居。布局上，街道纵横笔直，坊区四四方方，全方位的整齐划一追求的是神圣性。管理上，实施里坊制度与夜禁制度，严格控制城内居民的人身自由，追求的是安全。
<a id="ch29" href="#ch29-back">(29)</a>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62页。
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化的布局，其设计思路的出发点是为权力服务，而非便利城内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日本学者妹尾达彦的话说就是：“长安城的建筑原本就不是以居民生活为出发点的，而是根据6世纪末到7世纪初王都的理念，设计建成的一座宏伟的理想都市。”<a id="ch48-back" href="#ch48">(48)</a>
<a id="ch30" href="#ch30-back">(30)</a>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载：“魏徵上疏，以为：‘陛下志业，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其间一条，以为：‘顷年以来，轻用民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47页。
号称最能体现盛唐气象的长安城也不例外。长安共计108坊（唐高宗龙朔至唐玄宗开元间为110坊，唐玄宗开元之后为109坊）。其中西54坊由长安县管辖，东54坊由万年县管辖，两县统属京兆府。全城呈规整的棋盘式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