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王朝的盛世潜流
<a id="ch48" href="#ch48-back">(48)</a> ［日］妹尾达彦：《唐都长安城的人口数与城内人口分布》，见《中国古都研究》（十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a id="sec002"></a>二、心照不宣的纳谏游戏
<a id="ch49" href="#ch49-back">(49)</a> 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韩非子的话是“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君天子，而桀未必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a id="ch32-back" href="#ch32">(32)</a>——人的本性是财富充裕后就想要别的东西，在生产上变得懒惰。君主再如何满足百姓的欲望，也不能让他们做皇帝，而且像桀那样的人做了君主也未必满足，所以，满足百姓的欲望，不是治国的正确路径。
<a id="ch43" href="#ch43-back">(43)</a>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29页。
张玄素的挤对没留余地，李世民很尴尬，只好回头对房玄龄“解释”说：“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朕故修营，意在便于百姓。今玄素上表，实亦可依，后必事理须行，露坐亦复何苦？”这句话的意思是：朕营建东都的本意是因为洛阳处在国家的中央，可以方便各地州府前来朝贡。玄素既然这么说了，日后朕去洛阳，就算露天而坐，也不会觉得苦。房玄龄当然知道“方便朝贡”是个蹩脚的借口，但皇帝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他也只好附和一句“陛下圣明”。<a id="ch37-back" href="#ch37">(37)</a>
<a id="ch44" href="#ch44-back">(44)</a>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31—6132页。
但李世民并不是一个能够自我控制的人。同样是在贞观四年，与说出上面那番自夸的话大略同期，他也曾下诏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的皇宫。大臣张玄素对此极为不满，上奏说：“陛下以前去东都，把那些华丽的建筑拆了，以示节俭，天下人交口称颂。如今又去重建，这算什么？陛下天天说巡幸不是什么要紧事，只会浪费钱财。如今国库空虚，陛下又要营建宫殿，这又算什么？当日太上皇要烧毁东都多余的宫殿，陛下觉得如果不烧，拆下来的瓦木还有用，可以赐给贫民。虽然太上皇没有采纳，但天下人都称赞陛下仁德。事情才过去五六年，陛下却又要大兴土木，这又算什么？”<a id="ch36-back" href="#ch36">(36)</a>
<a id="ch45" href="#ch45-back">(45)</a>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34页。
<a id="ch38" href="#ch38-back">(38)</a>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88页。
即便是形式主义的游戏，玩久了难免会有失控的时候。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中牟丞皇甫德参进谏说：“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宫，耗费民力；收取地租，过分征敛；民间女子都喜欢梳高髻，也是跟宫里学的。”李世民听了大怒，对着房玄龄发飙：“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一斗地租都不收，朕的宫女都剃光头，他才满意？”<a id="ch40-back" href="#ch40">(40)</a>李世民还曾对长孙皇后说，要找机会杀了魏徵这个“田舍汉”。也是在贞观八年，魏徵敏感地察觉出了李世民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他直言不讳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勉强接受，却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a id="ch41-back" href="#ch41">(41)</a>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魏徵开始以“目疾”为借口，屡屡“求为散官”。<a id="ch42-back" href="#ch42">(42)</a>
<a id="ch39" href="#ch39-back">(39)</a> 《旧唐书·姚思廉传》载李世民游幸九成宫一事：“太宗将幸九成宫，思廉谏曰：‘离宫游幸，秦皇、汉武之事，固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言甚切至。太宗谕曰：‘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因赐帛五十匹。”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93页。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纳谏”游戏之中，李世民与他的臣僚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大臣频繁进谏，极力想要压抑李世民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轨道。李世民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几乎无不大加赏赐，行动上却又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了谏臣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他想修筑新的别宫，也仍然会修。
<a id="ch40" href="#ch40-back">(40)</a>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载皇甫德参之言：“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亦载李世民之言：“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邪！”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09页。
贞观四年，李世民又对身边的侍臣说：“大造宫殿、池苑、台阁是帝王喜欢的，却是老百姓不喜欢的……朕贵为帝王，富有四海，凡事都取决于朕。但朕能够自我控制，只要百姓不喜欢，朕一定会顺从他们的意愿。”<a id="ch34-back" href="#ch34">(34)</a>魏徵在边上接话，称赞陛下英明：“陛下本怜百姓，每节己以顺人。臣闻：‘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a id="ch35-back" href="#ch35">(35)</a>魏徵说：陛下能够怜爱百姓，克制自己的欲望让百姓过得更好，而隋炀帝就是个惨痛的教训。
<a id="ch46" href="#ch46-back">(46)</a>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03页。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秋雨已至，暑热未去。宫中炎热潮湿，大臣们联名上奏李世民，请求陛下营建一座干燥、避暑的阁楼。李世民说：“朕有哮喘病，确实不适合长期住在潮湿的地方。不过若答应你们的请求，花费恐怕会很多。当年汉文帝珍惜十户中人之家的资产，而放弃修建露台。朕的德行不及汉文帝，如果花费比汉文帝还多，哪里有资格做百姓的父母？”<a id="ch33-back" href="#ch33">(33)</a>
<a id="ch47" href="#ch47-back">(47)</a>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75页。
史书上的“贞观之治”有两个重要标签：民生丰足与从谏如流。民生丰足的含金量已如前文所述，下面再说一说从谏如流的含金量。
这样的煎熬长期伴随着李世民。贞观六年正月，他准备从皇宫搬往新落成的九成宫居住。九成宫距离京城三百多里，著作郎姚思廉觉得皇帝跑去那里，处理政务会不方便，于是极力劝阻，但李世民坚持要去，理由是自己患有“气疾”——李世民似乎忘了，贞观二年有大臣提议给他修一座避暑阁楼时，他的表演式回应是为了不加重天下百姓的负担，自己可以忍受气疾。当然，若真是气疾严重，倒也可以理解。只不过，李世民决定搬去九成宫是在正月，与需要避暑的气疾并无关系。他之所以想去九成宫，是因为新落成宫殿的居住条件远好于现在的寝宫。姚思廉的劝阻让李世民暂时留在了京城。三月份，长安春暖花开，李世民还是去了九成宫，一直在那里待到十月份，冬天将至，实在无暑可避，才回到长安。<a id="ch39-back" href="#ch39">(39)</a>
<a id="ch41" href="#ch41-back">(41)</a>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载魏徵之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虽勉强含容，非曩时之豁如。”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09页。
徘徊在物质欲望与仁德表演之间，李世民深受煎熬。出于私欲，他一心想要修筑洛阳宫；为了那众人称颂的仁德，他又屡次接受大臣们的劝谏，放弃修筑。当屈从物欲而不顾一切把华丽的洛阳宫修筑起来之后，他似乎又受不了满朝士大夫的议论。最终，洛阳宫问题变成了一场闹剧。李世民痛骂了负责工程的官员，将其免职，然后狠心把刚刚落成的宫殿拆了。
<a id="ch42" href="#ch42-back">(42)</a>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19页。
士大夫希望君王寡私欲而好仁德。李世民善于纳谏、勇于改过的事迹史不绝书，其“镜鉴论”与“水舟关系论”深入人心，看起来也很符合寡私欲以弃巧利的圣君标准。不过，如何说是一回事，如何做又是另一回事。就在魏徵激赏张玄素阻止李世民营建洛阳的皇宫，有“回天之力”的不久之后，贞观五年，刚刚建完仁寿宫的李世民突然再次将营建洛阳宫提上了日程。民部尚书戴胄再三劝谏，李世民称赞了戴胄的直言，并提升了他的官爵，也没忘了兴建洛阳宫，且极为奢华，“凿池筑山，雕饰华靡”。<a id="ch38-back" href="#ch38">(3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