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王朝的盛世潜流
<a id="ch60" href="#ch60-back">(60)</a> ［日］妹尾达彦：《唐都长安城的人口数与城内人口分布》，见《中国古都研究》（十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另可参考王社教、龚胜生、郑显文等人的研究结论。
其实，贞观时期的君臣自己也很清楚贞观之治的含金量。
<a id="ch61" href="#ch61-back">(61)</a> 钟兴龙：《唐代“铜贵”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6期。
学者吴章铨也研究过唐朝初年的民生，他的结论是：“（唐初）平常人家耕地三十余亩，可以养活三四口，家庭人口再多，便要忍饥耐寒了。如果耕的是上好田地，土地生产力好，那就宽裕些，如果是贫瘠田，就很难支持。”<a id="ch16-back" href="#ch16">(16)</a>
<a id="ch55" href="#ch55-back">(55)</a> 刘昫等：《旧唐书·武元衡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61页。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房玄龄、高士廉路遇少府少监窦德素，询问为什么又在修太极宫北门。窦把二人的询问上报给李世民，李世民大怒，对着房玄龄、高士廉大骂“何预君事”<a id="ch25-back" href="#ch25">(25)</a>（关你屁事），自此“朝臣都不论事”<a id="ch26-back" href="#ch26">(26)</a>，众人缄默不言。
<a id="ch56" href="#ch56-back">(56)</a> 唐长安城官僚权贵的住宅分布，参见王才强《唐长安的数码重建》中的“皇室贵族府邸示意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侯君集平高昌，李世民执意在其地置州县，当地百姓全都遭了殃。用褚遂良的话说，是“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a id="ch22-back" href="#ch22">(22)</a>，百姓或死于徭役，或为逃避徭役而成为流民，十室九空。也是在前一年，魏徵上奏批评李世民的爱民之心不能有始有终，“顷年以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a id="ch23-back" href="#ch23">(23)</a>，百姓已被朝廷的徭役弄得筋疲力尽，关中的百姓尤其惨，如果遇上水旱之灾，作物歉收，吃不上饭，恐怕会有人造反。也是在这一年，吴楚、巴蜀之地共二十八州因久旱出现了“饥人相食”<a id="ch24-back" href="#ch24">(24)</a>的惨剧。
<a id="ch57" href="#ch57-back">(57)</a> 杨清越、龙芳芳：《长安物贵居大不易——唐代长安城住宅形式及住宅价格研究》，见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六），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238页。
<a id="ch50" href="#ch50-back">(50)</a> 孙大章：《中国古代建筑史话》，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65—74页。孙慧羽：《清代皇家档案里的北京栅栏》，《北京档案》2019年第7期。
商鞅的话是“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国富而民治，重强”<a id="ch31-back" href="#ch31">(31)</a>——百姓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富有之后，就会有更多的想法，追求更多的东西，然后国家有“虱”，就不能强盛。所以，百姓富裕了，钱财没地方消耗，就该制定制度促使他们拿出粮食来换取爵位。他们重新陷入贫穷，就不会怠惰，将精力全用在耕作上，不会有过多的想法，追求过多的东西，“六虱”就不会产生。让国家富有，让百姓保持贫穷，可以让国家强上加强。
<a id="ch51" href="#ch51-back">(51)</a> 刘浩：《唐长安城夜禁制度施行的时空背景及内容研究》，《人文杂志》2017年第4期。
其实，魏徵的谏言并不准确。在李世民之前，早已有商鞅与韩非子阐述过“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的驭民之道。
<a id="ch52" href="#ch52-back">(52)</a> 孙英刚：《隋唐长安的王府与王宅》，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214页。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心痒难耐要去泰山封禅，魏徵极力劝阻，理由是从伊水与洛水往东，一直到泰山与东海，“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a id="ch19-back" href="#ch19">(19)</a>。远不是什么天下大治的景象。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李世民往怀州游猎。有人上奏批评说，朝廷长期勒令“山东众丁”营造宫苑，还说如今的徭役可与暴隋相比，怀州、洛阳以东“残人不堪其命”，老百姓都要活不下去了。李世民对着侍臣发怒，说这样的批评是在诋毁君王，“有似咒诅”。<a id="ch20-back" href="#ch20">(20)</a>同年，还有侍御史马周上奏说，本朝人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但征发徭役不遑多让，“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老百姓被朝廷的徭役折磨得死去活来，“臣每访问，四五年来，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a id="ch21-back" href="#ch21">(21)</a>——我去基层访查，百姓对朝廷怨声载道，认为陛下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
<a id="ch58" href="#ch58-back">(58)</a> 张永帅：《唐长安住宅的分布》，《史林》2009年第2期。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李世民拟修造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奏，批评朝廷赋役繁重，沉痛说道：“九成作役，余丁向尽……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a id="ch18-back" href="#ch18">(18)</a>戴胄说：陛下修筑洛阳宫，就等于把征兵役剩余的民间壮丁全征完了。百姓家中有一个人去服役，全家生计就要陷入困顿，服兵役还要自己准备器具，服徭役还要自己准备粮食，举全家之力，许多百姓也无力置办齐备。
<a id="ch59" href="#ch59-back">(59)</a> 李瑞：《唐宋都城空间形态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世民“狩于鹿苑，见野人多褴褛”<a id="ch17-back" href="#ch17">(17)</a>，发现很多穷人连衣服都穿不起。
简言之，终贞观之世，百姓始终处于一种相当困顿的境遇之中。他们的困顿与李世民所信奉的“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的理念直接相关。贞观十三年，魏徵在进谏时说：“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忘记了谦逊节俭的美德，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不给百姓找事干他们就会骄逸，多给百姓派劳役他们会更容易驱使。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因为老百姓安乐悠闲而导致亡国的事例。”<a id="ch30-back" href="#ch30">(30)</a>
<a id="ch53" href="#ch53-back">(53)</a> 王溥：《唐会要》卷八十六《街巷》。宫崎市定：《汉代的里制与唐代的坊制》，见《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635页。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李世民准备第二次进攻高丽，征发剑南道百姓造船，百姓欲用钱来代替劳役，结果“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a id="ch29-back" href="#ch29">(29)</a>。卖房子、卖田产、卖儿女，也没法缴足朝廷规定的役钱，只有外逃一途。百姓外逃，土地无人耕种，粮价随之暴涨，社会陷入动荡。同年，因不堪赋役，眉、邛、雅三州百姓起来造反。次年夏，李世民去世。
<a id="ch54" href="#ch54-back">(54)</a> 王溥：《唐会要》卷八十六《街巷》。宫崎市定：《汉代的里制与唐代的坊制》，见《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633页。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李世民下发诏书：“‘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支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a id="ch27-back" href="#ch27">(27)</a>皇帝下令：从今往后，再有百姓胆敢弄断自己的手足，以逃避朝廷的赋役，不但要依法治罪，赋役也不能因为残疾而免除。李世民在诏书中把百姓自残归咎于“隋末遗风”，纯属狡辩。如吕思勉所言：“是时役苟不重，民安肯自伤残？”<a id="ch28-back" href="#ch28">(28)</a>如果不是朝廷的赋役逼得百姓活不下去，谁会狠下心来自残？如果不是百姓自残的现象已经很严重，李世民也不至于下这样的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