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同光中兴的逻辑
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同治（光）中兴”。1863年，在太平天国行将溃灭之际，通政使王拯即上奏说“此诚我国家运际中兴，千载一时之际会也”；1875年，又有陈弢收录朝臣奏章编辑成书，直接定名为《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a id="ch23-back" href="#ch23">(23)</a>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同治中兴”之说得到了朝野大多数人的认同。
成见是不可能放下的，因为成见关乎切实的利益。朝廷要培养技术官僚，政治官僚不可能没有话说。大学士、帝师倭仁亲自披挂上阵，强调立国之道在“在人心不在技艺”，痛骂奕䜣的做法是“以夷变夏”，将会招致亡国灭种的结局。倭仁是清帝国政治官僚的最高代言人，在他身后，还有李鸿藻、翁同龢、徐桐等一群政治官僚结成了同盟，在声势上，远非奕䜣一人所能抵御。
同光中兴的发生逻辑，扼要来说包括三点：
直接搬运的损失如此惨重，培养合格的技术人才就成了洋务运动的当务之急。同治五年（1866年），奕䜣上奏请求在他一手创办的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理由是“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为了堵住反对者的嘴，奕䜣还在奏折里胡说，宣称西学的根在中国，只不过洋人心思缜密，善于运思，所以现在的水准才高于中国。但究其本质，西学的源头仍然是中学。他希望，翰林院里那些负责编修的庶吉士也能够放下成见，加入天文算学馆，将自己培养成合格的技术人才。<a id="ch18-back" href="#ch18">(18)</a>
1．战事上，依赖重用汉族士绅，向地方督抚放权——主要是在人力物力的汲取方面，赋予地方更大更灵活的权力；支持湘军与淮军，击溃了太平天国与捻军。正如印鸾章《清鉴》里所总结的那般：“（慈禧）听政之初，军事方亟。两宫仍师用肃顺等专任汉人策。内则以文祥、倭仁、沈桂芬等为相，外则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将。自军政吏治，黜陟赏罚，无不咨询，故卒能削平大乱，开一代中兴之局。”也就是与秦制王朝的统治基础官僚集团达成和解、结为利益共同体（或谓向官僚集团让权让利），以应付内乱。<a id="ch24-back" href="#ch24">(24)</a>
慈禧与奕䜣翻脸的这一年是同治三年，当年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已成强弩之末。在这个时节拿“重用汉人”跟奕䜣算账，明摆着是要煽动朝中心怀不满的满族亲贵，打破双头政制，将奕䜣从议政王的位置上拉下来。
次日，慈禧写下一份字体幼稚、错字连篇的亲笔懿旨，责备奕䜣自当上议政王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始（暗使）离间，不可细问……”<a id="ch20-back" href="#ch20">(20)</a>，宣布革去奕䜣的一切职务。
满族亲贵确实有很多的不满。1864年，全国总督缺额十名，旗人只占其二席，汉人占了八席；全国巡抚缺额十五名，全部被汉人占据。但奕䜣也有他的苦衷。自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为了保住爱新觉罗氏的皇权，重用汉人为地方督抚就一直是朝廷的既定策略。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总督缺额十名，旗人只占四席，汉人占了六席；巡抚缺额十五名，旗人只占一席，汉人占了十四席。<a id="ch21-back" href="#ch21">(21)</a>之后，咸丰年间，清廷一直在与太平天国作战，肃顺也就一直在重用汉人。奕䜣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因袭旧制，慈禧给他扣大帽子，说他重用汉人是要葬送爱新觉罗氏的天下，他自然不服。
但双头政制没有办法在改革中维持稳定。所有的改革本质上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任何一头因为改革而获益，都会导致另一头的不满，进而就会出现改革的绊脚石。当奕䜣通过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改革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时，慈禧太后是不高兴的。同治四年，慈禧太后与议政王当面起了冲突。慈禧责备奕䜣重用汉人：“这天下，咱们不要了，送给汉人吧！”奕䜣不服，慈禧又发飙：“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汝职。”奕䜣回嘴：“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他从久跪中擅自站起，慈禧又“大呼，言恭王欲打她”，太监们只好先把奕䜣弄了出去。<a id="ch19-back" href="#ch19">(19)</a>
1865年，奕䜣的议政王头衔被摘去。但靠着与慈安太后、文祥、醇亲王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方督抚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仍得以继续执掌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与慈禧之间的关系也由“双头政制”变成了“一二线关系”。慈禧在二线垂帘，成了最终决策者。奕䜣在一线忙碌，成了信息枢纽，成了中转站、提议者和执行者。光绪二年（1876年），文祥去世。光绪七年，慈安太后去世。奕䜣的支持者日渐凋零，他与慈禧之间的一二线关系也愈发明朗。
奕䜣察觉到情况不对时，钱已经花了出去，而且超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员无法从李泰国那里获知任何关于那支舰队的详细报告，无法掌握具体的开销账目，根本不知道李泰国把钱花在了哪里。而李泰国招募的六百多名英国官兵已经到位，“合同十三条”也已经签署完毕。同治二年（1863年）七月，阿思本率舰队抵达天津，与李泰国一道威胁清廷，要么接受既成事实，要么听任阿思本解散舰队，清廷的全部投入将血本无归。最后，在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提点和斡旋下，军舰被送回英国，由英方负责变价出售，李泰国被解职。有统计称，在这场闹剧中，不算中间的人事成本，清廷支出白银172万两，收回102．1万两，白白亏损了69．9万余两。<a id="ch17-back" href="#ch17">(17)</a>
2．内政上，依赖开征厘金与整顿关税，让财政系统摆脱瘫痪重新运转，支持了洋务民用企业、军工企业和新式海军的创建。以关税为例，在学习欧美引入近代海关制度，并聘用洋人进行管理之前，清廷的关税是“承包”给地方的，地方只管缴足中央的定额，定额之外横征暴敛的数额，从来无人知晓。时人估计，中央拿到的定额，不到地方实际横征暴敛总额的十分之一。在洋人的帮助下成立近代海关之后，降低了税率，砍掉了大量不合理税目，关税收入却跃居中央财政收入的第二位。道光时代，户部的常年财政收入只有4200万两左右。光绪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1893年的财政收入是8968万两，其中厘金关税两项合计达3392万两。而在1849年，关税收入只有区区472万两（当时尚未征收厘金）。<a id="ch25-back" href="#ch25">(25)</a>通过开设新税种并引入新的征税技术，提升了秦制国家的汲取能力。当可瓜分的蛋糕持续做大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自然也就被弱化和掩盖了。
如果李泰国的阴谋得逞，那么他将拥有一支几乎可以完全控制东亚的可怕的海军力量，李泰国有可能成为整个东亚的“太上皇”。
3．外交上，尝试着暂时抛弃“华夷秩序”，融入新的国际环境。其间虽有中法战争的波折，但自1861年起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总体上仍可谓获得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和平发展时段。也就是在力不能敌的前提下，外交上以接纳条约为代价，将外部力量对秦制王朝的冲击降至最低限度。
靠着两宫太后的支持，奕䜣获得了1866年“同文馆之争”的胜利。对奕䜣而言，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五年前，他本是议政王，与两宫太后共同执政，是清帝国双头政制的一端，他可以对倭仁下达命令，而不必求助于两宫太后。
双头政制脆弱，一二线关系同样不好维系。因为一线执行者天然要做二线决策者的替罪羊，奕䜣与慈禧也不例外。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终于发生了甲申易枢，慈禧对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大换血，恭亲王的势力被迫从朝堂全面退出。“甲申易枢”缘于中法战争的失利，奕䜣领导的军机处确实应该负责任，但失利的核心原因是朝廷和战不定，而和战不定的根源在于慈禧的立场不明。她一面以谕旨安抚致力于维持和局的李鸿章，又同时放纵朝中清流弹劾主和派，导致军机处无所适从。但慈禧身在二线，战败的锅只能由在一线主持政务的奕䜣来背。
<a id="sec003"></a>三、同治中兴的含金量
尽管李鸿章说甲申易枢让他“念之心悸”<a id="ch22-back" href="#ch22">(22)</a>，但慈禧与奕䜣之间的权力斗争并未改变时代的走向。奕䜣之前如何重用汉人督抚，慈禧也继续如何重用汉人督抚。奕䜣之前可以接纳条约外交，与列强改善关系，慈禧也可以容忍各国公使觐见皇帝不行跪拜之礼。奕䜣如何支持李鸿章的洋务，慈禧也继续如何支持李鸿章的洋务。
不过，倭仁等人的声势再大，在同治五年的“同文馆之争”中也不会有胜算。培养技术官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系爱新觉罗氏的统治，政治官僚的利益必须为爱新觉罗氏的利益让道。所以，纷争进入白热化后，两宫太后站了出来力挺奕䜣，下旨要求倭仁随时留心寻访精于天文算学的国人，且命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倭仁高举反对西学的旗帜，这个职务对他是一种含蓄的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