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同光中兴的逻辑
真正让奕䜣对近代外交产生信任的是同治三年（1864年）的“李福斯事件”。当年春，普鲁士首任驻华公使李福斯乘坐军舰由天津进入北京，计划赴总理衙门面见奕䜣呈递国书。在大沽口，李福斯见到三艘丹麦商船，遂将其扣押（普鲁士与丹麦当时处于战争状态）。刚刚接触到《万国公法》的奕䜣以国际法为依据，谴责李福斯，说他在中国海面扣留他国船只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扬言此事若不能得到合理解决，总理衙门将拒绝接待李福斯一行。李福斯只好派人到总理衙门谢罪，承认此事“咎在我国”。<a id="ch12-back" href="#ch12">(12)</a>
<a id="ch5" href="#ch5-back">(5)</a> 高中华：《肃顺与曾国藩集团关系述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3期。黎泽济：《郭嵩焘和肃顺的关系：对〈清史稿〉的一点质疑》，《学术月刊》1988年第9期。
签订《北京条约》时，奕䜣的内心是忐忑的，他担忧“目前之所失既多，日后之贻害无已”<a id="ch9-back" href="#ch9">(9)</a>。但联军“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a id="ch10-back" href="#ch10">(10)</a>，即竟能依照条约，主动退出京城，又让他颇感意外。在给咸丰的汇报里，他说洋人“渐觉驯顺”“志在通商”，并无夺取清帝国政权的野心，可以用信义来笼络他们，“驯服其性”<a id="ch11-back" href="#ch11">(11)</a>。驯顺、驯服等字眼既是在迎合咸丰的口味，多少也代表着奕䜣内心的真实想法。
<a id="ch6" href="#ch6-back">(6)</a> 王家范：《肃顺之死：晚清史随札》，见《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英法联军初来时，奕䜣也曾是主战阵营里的一员。奉命议和之初，他仍幻想着可以整顿清军固守京城，一度强硬要求联军先行退兵，再释放扣押的英、法俘虏。但现实无情，清军不但一触即溃，而且“开门纳敌”，联军几乎未损一兵一卒就进了北京城。留给奕䜣的只剩下城下之盟。
同治元年（1862年），奕䜣试图通过总税务司李泰国（英国人）从英国购回一支现代化的舰队。但李泰国有着奕䜣不知道的盘算，他拿了清廷的钱，致力组建的却是一支完全由英国人掌控、只听命于自己的私人舰队。同年十一月，李泰国与他选定的舰队司令阿思本（原英国海军将领）在伦敦签署了一份包括十三项条款的合同，其中第二条规定：“凡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意思是：阿思本不仅是这一支舰队的司令官，也是中国所有官船（无论中央和地方）的司令官。第四、第五条又规定：“凡朝廷一切谕阿思本文件，均由李泰国转行谕知，阿思本无不遵办；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能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转谕。”意思是：舰队虽然是中国出钱购买的，名义上属于清帝国，但舰队司令阿思本只听李泰国的指挥；李泰国名义上接受清廷领导，但只要他不同意，就可以拿“阿思本不能照办”为理由，拒绝将清廷的旨意传达给阿思本。<a id="ch16-back" href="#ch16">(16)</a>
以上三点，既是“同光中兴”的由来，也是它的核心含金量所在。<a id="ch26-back" href="#ch26">(26)</a>遗憾的是，这条“中兴之路”终究只是秦制王朝模式下关于控制与汲取之术的小修小补，或谓适当松动。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0世纪，慈禧的非理性引来巨量的外部冲击，中兴的进程也随即戛然而止。
除了遵守条约，承认国际法，融入国际社会和与官僚集团和解这两项，奕䜣与慈禧在咸丰十一年启动的改革还有一项内容——积极将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引进过来。不过，与世隔绝太久，引进并非易事。“阿思本舰队事件”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a id="ch1" href="#ch1-back">(1)</a>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
慈禧太后不关心科举考试是否公正，也不关心官员群体是否贪腐成灾，她关心的是官僚集团对最高决策层（也就是她自己）的向心力。她的执政方针是“博宽大之名”。派人负责科考搜检工作，太后的指示是“勤慎当差，莫要多事”<a id="ch14-back" href="#ch14">(14)</a>——好好干，别像肃顺那样整出一大堆事情来。见到御史弹劾自己的亲信，太后的第一反应是“此无他，不过我所用之人总不好”，想弄死这个对自己没有向心力的御史，而当获悉御史搞这种弹劾，不过是在敲打官场，提醒别人不可忘了给自己多送炭敬时，太后的反应就成了大笑。<a id="ch15-back" href="#ch15">(15)</a>太后很明白，官僚的日子过舒服了，才会更加拥护自己，自己的日子也才能过得舒服。
<a id="ch7" href="#ch7-back">(7)</a> 薛福成：《庸庵文续编》下卷，见王继平：《晚清湖南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
如今，咸丰与肃顺都死了。纠正他们生前的内政、外交路线就成了议政王奕䜣与新晋太后慈禧的首要之务。
<a id="ch8" href="#ch8-back">(8)</a>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一，见邓云乡：《宣南秉烛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a id="ch2" href="#ch2-back">(2)</a>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85—986页。
大约在同期，清帝国的官僚也看到了来自慈禧太后的极大善意。
<a id="ch3" href="#ch3-back">(3)</a>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5—86页。
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奕䜣奏请拨款印刷《万国公法》。在奏折里，奕䜣特意强调了李福斯事件：“本年布国（普鲁士）在天津海口扣留丹（麦）国船只一事，臣等暗采该律例中之言，与之辩论，布国公使即行认错，俯首无词。”<a id="ch13-back" href="#ch13">(13)</a>次年正月，三百部由总理衙门大臣作序的《万国公法》被分发给各省督抚参考、备用。清帝国终于尝试走出“华夷秩序”，开始意识到遵守条约、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性。
<a id="ch4" href="#ch4-back">(4)</a>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