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同光中兴的逻辑
肃顺是咸丰高度倚重的权臣。他并不是一个坏人，甚至可以说，在咸丰年间他是一名少见的有政治理想的高层官僚。作为满人，肃顺很愿意结交、重用汉人。《奴才小史》里说，肃顺当政之时，对待满官“眦睢暴戾，如奴才若”，对待汉官却“颇为谦恭”，理由是“咱们旗人浑蛋多”。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在咸丰年间得到重用，都与肃顺有直接关系。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是肃顺的建议；左宗棠遭人弹劾，也是肃顺维护；郭嵩焘等开明的汉族知识分子也是肃顺着意结交的对象。<a id="ch5-back" href="#ch5">(5)</a>
<a id="ch14" href="#ch14-back">(14)</a> 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卷四《科场舞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咸丰十一年，咸丰在承德去世。清帝国在外交上紧绷了多年的强硬立场瞬间松弛了下来。
<a id="ch15" href="#ch15-back">(15)</a>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当然，决战并不存在。皇帝匆忙逃去热河，英法联军攻入京城，烧掉了圆明园。恭亲王奕䜣奉命收拾残局，与列强签订《北京条约》。洋人退去，英、法两国也承诺不再坚持让公使觐见皇帝“亲递国书”。但咸丰对他们的承诺并不放心（毕竟外国公使已经正式进驻北京），他坚持留在热河，不愿返回京城，且对恭亲王奕䜣以平等礼仪与洋人会见一事伤心欲绝：“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a id="ch4-back" href="#ch4">(4)</a>
咸丰要做的是维护清帝国“天下共主”的尊严，肃顺要做的是维护清帝国官僚系统的廉洁、高效。抽象而言，肃顺的这两件事情似乎均有助于维护政权，但具体来看未必。咸丰说，“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但清军与英法联军作战并无胜算。肃顺大刀阔斧动旗人的蛋糕，虽然提高了官僚集团的效率，但旗人是清廷的重要统治基础，他们的反弹会给朝局带来难以估测的震荡。
<a id="ch9" href="#ch9-back">(9)</a>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0页。
<a id="sec002"></a>二、恭亲王奕䜣与慈禧太后的改革
<a id="ch10" href="#ch10-back">(10)</a> 沈兆霖：《吁请回銮疏》，见《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一辑，1972年版，第743页。
肃顺死了，清帝国官场多年来的战战兢兢也瞬间松弛了下来。
<a id="ch16" href="#ch16-back">(16)</a> 戚其章：《论“英中联合海军舰队”事件》，《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3期。
可用的对策只剩下回避与西方国家使节会面。咸丰十年（1860年），因为换约纠纷，英法联军自天津攻入通州。咸丰对联军的八项议和条件全部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的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一条表示“万难允许”，责令负责谈判的怡亲王载垣坚决抵制，还说了重话——若抵制不成，“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a id="ch3-back" href="#ch3">(3)</a>
<a id="ch17" href="#ch17-back">(17)</a> 张雪蓉：《“阿思本舰队”糜费考辨》，《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3期。
但清军毕竟战败了，咸丰的指示无法得到贯彻。中英《天津条约》的第三款中，白纸黑字规定，英国乃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觐见大清皇帝，必须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
<a id="ch11" href="#ch11-back">(11)</a>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2页。
凡此种种，都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侵害。所以，处决肃顺让整个官僚集团欢欣鼓舞，囚车经过之处，“其怨家皆驾车载酒，驰赴西市观之”，前往围观，指使儿童朝囚车扔泥土、瓦块，痛骂“肃顺亦有今日”。<a id="ch8-back" href="#ch8">(8)</a>
<a id="ch12" href="#ch12-back">(12)</a> 王维俭：《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和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学术研究》1985年第5期。
肃顺还是咸丰朝整顿官场腐败最积极的人。咸丰八年，他查办“戊午科场案”，杀了包括大学士柏葰在内的五位中央官员，数十名高官与新中举人被革职或流放。咸丰十一年，户部为逃避肃顺对“宇字五号案”的追查，纵火焚烧了户部档案，大火持续了六个时辰，相关文档、字据付之一炬。户部被逼到这种程度，可见肃顺反贪是在玩真的。所以，大火之后，仍有数十名高官被革职、抄家。<a id="ch6-back" href="#ch6">(6)</a>此外，肃顺在政治生涯晚期（即被杀前夕），还曾“奏减八旗俸饷”，理由是“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a id="ch7-back" href="#ch7">(7)</a>，不足以充当朝廷的统治基础，还要消耗朝廷大量的金钱。
<a id="ch13" href="#ch13-back">(13)</a> 蒋廷黻编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