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同光中兴的逻辑

<a id="ch23" href="#ch23-back">(23)</a> 任念文：《论“同治中兴”》，见《晚清政治散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79页。

前任皇帝及其八人核心班底被连根拔起，清帝国的内政与外交有了改弦更张的空间。

<a id="ch24" href="#ch24-back">(24)</a> 印鸾章：《清鉴纲目》，岳麓书社1987年版。

这年八月，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死在了热河行宫。他生前留下的人事布局——肃顺、载垣、端华等八名顾命大臣被恭亲王奕䜣联手慈安、慈禧两宫太后，以秘密政变的形式逮捕。肃顺被直接处决，赐载垣、端华自尽，余者或被革职，或被充军。

<a id="ch25" href="#ch25-back">(25)</a> 周育民：《19世纪60—90年代清朝财政结构的变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a id="ch18" href="#ch18-back">(18)</a>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3—45页。

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兵临城下，不得不接受《天津条约》的咸丰皇帝，只能将帝国的荣光寄托在外交礼仪之上。他向前方负责谈判的官员下达指示，要求条约中必须规定西方使节来华，“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家眷”<a id="ch2-back" href="#ch2">(2)</a>，理由是：若允许西方使节觐见皇帝，以鞠躬代替跪拜，自己必会颜面尽失，清廷何以为天下共主？

<a id="ch19" href="#ch19-back">(19)</a> 《同治实录》卷一三二，见徐泰来：《洋务运动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9页。

可惜的是，皇帝的强硬立场基于他盲目的自信，并无真正的实力作为支撑。

<a id="ch20" href="#ch20-back">(20)</a>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1卷《近代前编》（下）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谕原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6页。括号内文字是对慈禧错别字的更正。

咸丰十一年（1861年）是清帝国命运的转折点。

<a id="ch26" href="#ch26-back">(26)</a> 迟云飞：《晚清“同治中兴”的再认识》，《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5年第7期。

那些在道光年间因主张抚绥议和而受重用的官僚，在咸丰初年纷纷下台。浙江宁绍台道咸龄被开缺的罪名是“惟夷首之言是听”，闽浙总督刘韵珂与福建巡抚徐继畬被免职的罪名是“委曲以顺夷情”；朝中重臣穆彰阿与耆英被革（降）职时，皇帝甚至亲笔撰写了他们的罪状，说他们排挤中伤主战派，“抑民奉夷”。<a id="ch1-back" href="#ch1">(1)</a>取而代之的政坛红人，是那些长期被弃用的主战派，比如曾在中国台湾与英国人发生武力冲突的姚莹。

<a id="ch21" href="#ch21-back">(21)</a> 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团结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

咸丰皇帝奕詝自二十岁登基，即致力于在对外政策上重拾“以夏制夷”的昔日荣光。

<a id="ch22" href="#ch22-back">(22)</a> 《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十年三月十五日》，见《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71页。

<a id="sec001"></a>一、咸丰的外交与肃顺的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