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如何自群雄中胜出
<a id="ch24" href="#ch24-back">(24)</a>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7页。
参与制定蜀科的法正起初未能理解严刑峻法的必要性，他跑去跟诸葛亮提意见：“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原缓刑弛禁以慰其望。”<a id="ch25-back" href="#ch25">(25)</a>法正建议诸葛亮，学学汉高帝刘邦入关的做法，约法三章，不要搞大部头的律典。毕竟刘备是外来的政治势力，应该先用宽大政策来笼络本土的势力，获得他们的支持。
<a id="ch25" href="#ch25-back">(25)</a>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7页。
建安十九年，在刘备的授意下，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伊籍五人共造“蜀科”<a id="ch23-back" href="#ch23">(23)</a>，亦即在汉律的基础上，专门制定了一套针对益州百姓的法律。蜀科的具体内容已经失传，但对它的大致面貌，《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裴注中有载：“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a id="ch24-back" href="#ch24">(24)</a>意思是：诸葛亮制定了严刑峻法来保障对百姓的盘剥。益州的百姓，上至豪族、士人，下至庶民、奴婢，都心怀怨言。
<a id="ch19" href="#ch19-back">(19)</a> 陈寿：《三国志·魏书·韩崔高孙王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4页。
因史料匮乏，今人已无法还原蜀汉的民力汲取机制全貌。幸好出土文物不但发现了汉昭烈帝（刘备）时代铸造的“直百五铢钱”，还发现了诸葛亮辅佐刘禅时铸造的“太平百钱”“定平一百”等。由出土的蜀汉钱币可以推断，以敛财为目的的滥铸货币是蜀汉长期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诸葛亮在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有能力出兵北伐，也与滥铸货币的政策有很直接的关系。据出土文物提供的信息，至迟在此之前一年，太平百钱已在蜀国铸造发行。相比刘备时代重约8—9克的直百五铢钱，太平百钱的重量从8克下跌至1克，极端的甚至不足1克。<a id="ch29-back" href="#ch29">(29)</a>
<a id="ch20" href="#ch20-back">(20)</a> 房玄龄等：《晋书·文苑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77—2379页。
法正可以乱说乱动，是因为他来自雍州，是一位客居者。纵容他乱说乱动，不会妨害蜀汉政权针对益州的汲取政策。彭羕不可以乱说乱动，因为他是益州本地人，纵容他乱说乱动，等同于增强他在益州本地豪强中的声望，等于将他推上“益州本土利益集团代言人”的地位。二人身份的差别是理解法正与彭羕命运迥异的关键。对刘备和诸葛亮而言，一切都得为汲取让位。是否能够维持高强度的汲取机制，是蜀汉政权能否存在下去的关键。
<a id="ch21" href="#ch21-back">(21)</a> 陈寿：《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裴松之注引《零陵先贤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82页。
<a id="ch14" href="#ch14-back">(14)</a> 王仲荦：《曹魏屯田制度的几个问题》，见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215页。高敏：《再论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91年第4期。
何晏活跃于曹魏，他的祖父是东汉末年的大将军何进。何晏的父亲早逝后，母亲尹氏被曹操收为妾，他遂与曹丕等人一并在魏王宫中成长。成年后，何晏又“尚公主”，做了曹操的女婿。
<a id="ch15" href="#ch15-back">(15)</a> 张大可：《三国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02页。
<a id="sec003"></a>三、皇权缘何“破浮华”？
<a id="ch16" href="#ch16-back">(16)</a> 陈寿：《三国志·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4页。
不过，蜀汉的高压统治也会因人而异。在诸葛亮心中，什么人可以无法无天，什么人不可以乱说乱动，有一本明明白白的账。法正在蜀郡“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已者数人”，有人跑到诸葛亮那里，求他主持公道，他告诉那个人从前主公落魄，多亏法正襄助才有今天，“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反问那个人，为何不能让法正随心所欲。<a id="ch27-back" href="#ch27">(27)</a>另一位因得庞统、法正推荐而得刘备重用的彭羕“宣传军事，指授诸将，奉使称意，识遇日加”，他也想随心所欲，于是“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却被诸葛亮打了小报告，对刘备说他“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导致其失宠。<a id="ch28-back" href="#ch28">(28)</a>
<a id="ch22" href="#ch22-back">(22)</a> 朱活：《古钱小辞典》，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2页。
诸葛亮的意思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和汉高帝当年不同。秦实行暴政，征敛无度，豪族与庶民都活不下去，所以匹夫振臂一呼，天下响应，汉高帝必须顺应当时的潮流。但是刘璋父子统治益州的手段是与豪族合作，与他们共享权力与利益，结果导致刘璋父子与豪族之间已不存在“君臣之道”。有刘璋父子的宠信在前，我们再拿官职、爵位、财富笼络他们，就显不出区别，没有意义，他们也不会感恩。我们需要的是严刑峻法，用刑罚来威吓他们。被律法狠狠地修理过，他们才会知道什么叫君王的恩典；用地位来诱惑他们，被阶层难以提升的忧虑折磨过，他们才会懂得获得的官爵有多么荣耀。简言之，益州的豪族与庶民之前的日子过得太舒服，我们要把政策变一变。
<a id="ch23" href="#ch23-back">(23)</a> 陈寿：《三国志·蜀书·许麋孙简伊秦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71页。
诸葛亮的回答深得商鞅、韩非之道，他说：“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a id="ch26-back" href="#ch26">(26)</a>
遗憾的是，诸葛亮死后，刘禅放飞自我，开始大兴土木修建宫苑<a id="ch31-back" href="#ch31">(31)</a>。“平等的贫穷”破产，那些满脸菜色的百姓<a id="ch32-back" href="#ch32">(32)</a>开始怀念诸葛丞相，“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a id="ch33-back" href="#ch33">(33)</a>。
<a id="ch17" href="#ch17-back">(17)</a> 陈寿：《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50页。
（诸葛亮）开诚心，布公道……刑政虽峻而无怨者。<a id="ch30-back" href="#ch30">(30)</a>
<a id="ch18" href="#ch18-back">(18)</a> 唐长孺：《〈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7—33页。
重量的下降意味着蜀汉敛财力度的加重。为了维持敛财力度，除了用严刑峻法构筑高压统治，诸葛亮还有一个袭自商鞅、韩非的诀窍——平等的贫穷。所谓平等的贫穷，简言之就是在百姓当中制造一种印象：社会不富裕，但社会是平等的。下层百姓每日只能吃一顿干饭，上层官僚每日也只能吃一顿干饭。他制造的平等契合了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可以极大地消解他们内心因遭到压迫、受到剥削而感到的不满。诸葛丞相家中只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很容易让大多数人忘了直百五铢钱与太平百钱对自身带来的伤害，一如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里所写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