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西汉知识界对秦制的批评
除了恐吓，以桑弘羊为首的官僚集团还在辩论的过程中一再攻击贤良、文学出身低贱，说他们没有资格议论朝廷的大政方针。在桑弘羊看来，具有管仲那般智慧的人不会做卑贱的厮役，能像陶朱公范蠡那般谋算的人不会身陷贫困。据此，官僚嘲笑文学：“文学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讪上，处贫而非富，大言而不从，高厉而行卑，诽誉訾议，以要名采善于当世。”<a id="ch11-back" href="#ch11">(11)</a>官僚们说：你们这些文学能说不能做，身为下民却讥笑上官，穷困潦倒却非议富人，别有用心地称颂与诽谤，信口开河地言谈与议论，不过是沽名钓誉，想要博取世人的称道。官僚还嘲笑贤良：“夫禄不过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满檐石者，不足以计事。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a id="ch12-back" href="#ch12">(12)</a>官僚们说：俸禄不足一把米的人不配谈论治国之道，家中存粮不到一石的人没资格商议天下大事。你们这些儒生穷困潦倒，衣冠尚且难以齐全，哪里懂得国家之政、州县之事！
始元六年二月，六十余名贤良、文学终于首次有机会站到汉帝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面前，对其提出尖锐的批评。这场贯穿了恐吓与力争的论辩史称“盐铁会议”。
汉帝国官方从未就盐铁会议发布过任何官方文件。《汉书·食货志》中的记述非常简单，不足百字，仅扼要地总结了辩论双方的核心观点——贤良、文学要求废除盐铁官营、国家均输，希望政府从商业活动中抽身，“毋与天下争利”；桑弘羊则回应，官营产业乃“国家大业”，不可废除。<a id="ch5-back" href="#ch5">(5)</a>
盐铁之议的具体内容能够流传至今，得益于一位叫作桓宽的儒家学者。时为辩论发生后约三十年，桓宽搜集了当时参加盐铁会议的贤良、文学存于民间的多种记录，“序其次第，饰其语言，增其条目”<a id="ch6-back" href="#ch6">(6)</a>，编成《盐铁论》一书，还原了这场辩论的大致情状。
据《盐铁论》记载，在辩论的过程中，以桑弘羊为首的官僚集团始终在恐吓贤良、文学。
比如，桑弘羊给贤良、文学讲典故：“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a id="ch7-back" href="#ch7">(7)</a>
汉武帝再造秦制，以儒术为粉饰，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对整个汉帝国实施高压控制与高效汲取，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西汉儒学家夏侯胜所言“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a id="ch1-back" href="#ch1">(1)</a>。
夏侯胜的话并非虚言，《汉书·昭帝纪》说的也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a id="ch2-back" href="#ch2">(2)</a>。《史记·酷吏列传》里也说，汉武帝晚期，天下百姓走投无路，只能群聚为盗，“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a id="ch3-back" href="#ch3">(3)</a>。
正是天下百姓的群聚为盗迫使刘彻停下了无休止的对外战争，将注意力转向内政。他颁布了严酷的“沈命法”，若有地方官的辖区内出现盗贼，而他不去捕剿，或捕剿了却没有成功，那么“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辖区内的地方官自上而下全部得死。但是，高压政策丝毫无助于解决问题。底层官吏趋利避害，从此“虽有盗不敢发”，因担心无法剿灭而受到诛杀，他们干脆不再报告境内盗匪的情况。州郡官员同样怕受牵连，乐于与底层官吏合谋，隐瞒所有关于盗匪的情报。于是“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真实的世界已然鼎沸，奏疏里的世界处处太平。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便是，刘彻在位的54年里，“人口能保持正常增长率（约每年增长0．7%）的只有7年，低于正常增长的有21年，而人口减少或毫无增长的有26年”<a id="ch4-back" href="#ch4">(4)</a>。
所以，当刘彻去世，高压消失，西汉知识界针对秦制的批评也随之到来。
知识界对武帝时代的批评曾直指汉帝国的经济政策，桓宽留下了伟大的《盐铁论》；他们也曾直指汉帝国的“天命”，促使汉哀帝上演了一出自己推翻自己的闹剧。
以上这段意思是：“儒、墨”之徒当年依附淮南王刘安与衡山王刘赐，结果二王被定为谋逆之罪，“儒、墨”之徒也祸及宗族。潜台词是说霍光如同刘安与刘赐，不会有好结果，你们和霍光搅在一起，要当心脑袋。
丞相史也反复给贤良、文学讲古：“……此颜异所以诛黜，而狄山死于匈奴也。处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讪其上，终以被戮而丧其躯，此独谁为负其累而蒙其殃乎？”<a id="ch8-back" href="#ch8">(8)</a>
以上这段意思是：大司农颜异反对武帝发行“白鹿皮币”，死于腹诽之罪（对君王心怀毁谤之罪）；博士狄山反对攻击匈奴，被武帝送去前线，被匈奴人砍了脑袋。据此，丞相史严厉警告贤良、文学，“处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讪其上”，诽谤朝廷和皇帝，最后恐将命丧黄泉。
桑弘羊在讲古中特别喜欢提“主父偃以其舌自杀”<a id="ch9-back" href="#ch9">(9)</a>之类因言获罪的故事，以之威胁贤良、文学。他还以秋蝉为例做了一番可怕的比喻：“诸生独不见季夏之螇乎？音声入耳，秋至而声无。者生无易由言，不顾其患，患至而后默，晚矣。”<a id="ch10-back" href="#ch10">(10)</a>
以上这段意思是：桑弘羊威胁贤良、文学：你们见过夏末叫得欢的蝉吗？秋风一来就全没了声息。你们现在口不择言，等到祸患临头，再想闭嘴，可就晚了！
<a id="sec001"></a>一、贤良文学大战桑弘羊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长安城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交锋。交锋的对象一方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核心，包括御史、丞相史等在内的官僚集团；另一方是三辅、太常举荐的“贤良”和各郡国察举的“文学”，也就是来自底层的中小知识分子。
按帝制运行的正常轨迹，这两群人——公卿与布衣本无可能聚到一起，就国家的经济路线，从核心理念到具体政策，面对面地唇枪舌剑。官僚集团一贯懒得理会底层知识分子的批评，底层知识分子的声音也一贯难以抵达庙堂。
契机始于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这一年，汉武帝死了。
武帝死后，受遗诏辅政的大将军霍光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分据内廷与外朝，呈对峙之势。桑弘羊在朝任职六十年，掌财政近三十年，以其为核心结成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轻易难以撼动。霍光遂施展手段，于庙堂之上给予不满桑弘羊经济路线已久的底层知识分子（即贤良与文学）发声渠道，对桑弘羊实施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