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西汉知识界对秦制的批评
再如，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均输法。按官方定义，均输法即均输官在甲地以低价买进某种特产，再转运至不出产该商品的乙地高价出售，赚取差价。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坚称，自己搞均输是一件“平万物而便百姓”<a id="ch18-back" href="#ch18">(18)</a>、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贤良、文学却毫不留情地指出，他这是赤裸裸的谎言：以前向百姓征税，只征收他们出产的东西，不征他们没有的东西。农夫缴纳农产品，妇女缴纳纺织品。现在，均输法名义上是在当地征收特产，但均输官为了牟取更大的利润，其实际做法是不收当地出产的东西，改为索取当地无法生产的东西。老百姓只好贱卖掉自己的产品，去市场（实际上也是由官府经营）上购买均输官要求的东西。最近我们听说，有的地方在命令百姓生产布絮，还包括齐、阿的细绢，蜀、汉的麻布等产品。官府对他们任意刁难，用欺诈手段强行以低价收购，农民翻倍受苦，重复纳税，根本看不到均输的意义何在。官府滥发命令，关闭城门，垄断市场，什么东西都强行用低价收购，囤积居奇，造成物价飞涨，等市场严重缺货时再高价出售，牟取暴利。官府经商，以低价购入、高价出售，也根本看不到平准的意义何在。<a id="ch19-back" href="#ch19">(19)</a>
换言之，所谓的均输法不过是朝廷以其“无远弗届”的权力在经济领域造成全方位的垄断，操纵物价，贱买贵卖，以牟取暴利。自此，西汉的国家机器自上而下全面商业化、逐利化，民营经济则彻底萎缩、集体退场（据《盐铁论》的记载，与官府合作囤积居奇的商人仍部分存在）。
贤良、文学用事实说话，恼羞成怒的桑弘羊只好诉诸人身攻击：所谓的“文学高第”（即被选为贤良文学的儒生）在才智上必须能够阐明和实施先王的治国之道。不出仕，必须为人师表；出仕后，必须以身作则，供人效仿。你们这群所谓的“文学”谈论治国之道，只会一会儿说尧舜，一会儿说孔子、墨子，真让你们去处理政务就手足无措，可谓嘴上头头是道，现实一事无成，穿着异于乡民的衣冠，能力上无异于凡人。你们被选为贤良、文学，只不过运气好，并不代表有真实的处理政务的水平，我本来就不该和你们讨论治国之道。<a id="ch20-back" href="#ch20">(20)</a>
贤良、文学的回应是：“文学不中圣主之明举，今之执政，亦未能称盛德也。”<a id="ch21-back" href="#ch21">(21)</a>——我们的能力确实有限，但如今庙堂之上执政的官员，能力也高不到哪里去。
丞相史也运用了相同的逻辑来攻击贤良、文学：“饭蔬粝者不可以言孝，妻子饥寒者不可以言慈，绪业不修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a id="ch13-back" href="#ch13">(13)</a>他说：给父母吃粗茶淡饭，不能算是孝敬；让妻子、儿女挨饿受冻，不能算是慈爱；自己的事业还没有头绪，不能算是拥有理政的能力。立身处世，这三点做不好，你们还是给我闭嘴吧。
桑弘羊等官员赤裸裸的威胁并未吓阻住贤良、文学。
比如，丞相史警告贤良、文学，说他们“处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讪其上”，恐将落得命丧黄泉的下场。贤良、文学的回答是：“塞士之涂，壅人之口，道谀日进而上不闻其过，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殒社稷也。故圣人为政，必先诛之，伪巧言以辅非而倾覆国家也。今子安取亡国之语而来乎？……悲夫！”<a id="ch14-back" href="#ch14">(14)</a>他们说：堵塞百姓上升的渠道，禁锢他们的言论自由，每日里阿谀奉承，皇帝从来听不到批评之词，这是秦灭亡的原因。所以圣人执政，必先杀掉花言巧语倾覆国家之人。如今你们竟然用亡国之言来吓唬我们，实在是太可悲了！
再如，桑弘羊嘲讽儒生穷困潦倒，衣冠尚且难以齐全，没有资格谈论国事。贤良、文学的回应是：“夫贱不害智，贫不妨行……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利己并财以聚；百姓寒苦，流离于路，儒独何以完其衣冠也？”<a id="ch15-back" href="#ch15">(15)</a>他们说：身份低贱，不妨碍有才智；贫困潦倒，不妨碍有德行。你们只知道敛财，公卿积亿万钱，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百姓饥寒交迫，路上全是流民，我们儒者的衣冠难以齐全，有什么好奇怪的！
盐铁会议期间，贤良、文学不断地重申藏富于民的理念，将批评矛头集中指向了盐铁官营、国家均输等政策，即由朝廷直接经营或间接控制工商业。桑弘羊等官员则不断强调，正是自己藏富于国的经济政策造就了武帝时代的辉煌。
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多次提及管仲与商鞅，以他们的理念为自己辩护。显见他是管仲和商鞅的忠实信徒。管仲说过，治理天下的首要之务是必须做到“利出一孔”，让百姓只有一条获利渠道。只有做到“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a id="ch22-back" href="#ch22">(22)</a>，对百姓的恩赐与剥夺、百姓的贫困与富有全部操纵在官府、君王之手，百姓才会视官府为日月，爱君王如父母。商鞅完全继承了管仲的思想。《商君书·弱民》明言“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具体的做法则是“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a id="ch23-back" href="#ch23">(23)</a>
桑弘羊推行的盐铁官营、国家均输正是管仲、商鞅“利出一孔”思想下的产物。
尽管贤良、文学在论辩中将桑弘羊批评得体无完肤，但盐铁会议仅象征性地废除了一项酒类国营专卖政策——打倒了桑弘羊的霍光同样对“利出一孔”怀有浓厚兴趣。他不喜欢桑弘羊，但他喜欢桑弘羊设计的盐铁官营、均输政策，正如他喜欢贤良、文学对桑弘羊的批评，但不喜欢贤良、文学展开批评所依赖的政治、经济理念。
所以，终霍光之世，这场由他推动发起的中国思想史上的伟大辩论始终没有形成任何官方文件，也未被载入任何官方档案；参与论辩的六十余位贤良、文学，也几乎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全部消失无踪——盐铁会议过去了约三十年后，桓宽在搜集资料，编纂《盐铁论》时，只寻到了四位留下了名或姓的贤良文学，他们是：茂陵唐生，鲁国万生，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a id="ch24-back" href="#ch24">(24)</a>
较之管仲与商鞅，人们将他们遗忘得实在太过迅速。
贤良、文学毫不留情地戳破了桑弘羊口中武帝盛世的真面目。
比如，桑弘羊拒不承认铁器官营对民生有害，还说该政策有助于增长百姓对耕作的信心。贤良、文学却如此描述他们在基层的所见所闻：
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a id="ch16-back" href="#ch16">(16)</a>
官府铸造的铁农具都是些大家伙，官吏只求完成上级布置的铸造任务，完全不考虑农民使用是否便利。农民拿着官府铸造的钝刀，草都割不断。农民花了更多的精力，收获却减少了，真是痛苦不堪。
贤良、文学还说：以前老百姓可以自己铸造农具的时候，铁器又便宜又好用。现在官府铸造的铁器多数质量低劣、成本高昂。以前那种几家人合作的民营铁器作坊一心想着打造好的农具，他们珍惜自己的信誉，质量不好就不愿意拿到集市上出售。农忙的时候，他们还愿意推着车子，把农具运到田间小路上，方便农夫购买，使他们不耽误农时。既收钱，也可以用粮食换，还可以拿破损的农具添一些钱粮，以旧换新，甚至接受赊欠。如今呢？盐铁官营了，价格统一了，只收钱了，也变贵了。官府生产出来的铁器大多数是残次品，购买者没有了选择的自由。农民牺牲农时，大老远跑进城来，还常碰上主管铁器专卖的官员不在，只得一趟两趟地跑。于是，穷困潦倒的百姓只好回归到用木棒耕地、用手除草的时代。粮食减产了，吃不起官营的高价盐，百姓就只好吃淡食。以前私营时，农民不必离开耕地，也有充足的好农具可以挑选，如今铁器官营，但官营铁器作坊里的役夫和囚徒没有生产积极性，常常完不成上级布置的生产任务，农民不但买不到适用的好农具，自己还会被抓去无偿打铁。而一旦劣质农具出现积压，卖不出去，官员又会强制摊派，将它们卖给百姓。<a id="ch17-back" href="#ch17">(1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