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雍正密折治国
<a id="sec002"></a>二、全面侮辱打击科举出身的官员
朝廷的调查缘于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的一道折子。当雍正皇帝借着摇曳的烛光在田文镜的奏折里读到关于翟世有的汇报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种巨大的满足感瞬间充溢胸间。在那道长达一千二百余字的《恩赏义民翟世有顶戴银两谕》中，雍正皇帝将那乡野间的拾金不昧上升到理论高度。他大发感慨地说，孟津翟世有拾金不昧的事情充分说明朕这些年来尽心竭力、耗尽心神的教化工作取得的胜利，“乃风俗休养之明征，国家实在之祥瑞”，并大力称赞田文镜这些年在河南“奖劝”民风功不可没。<a id="ch3-back" href="#ch3">(3)</a>
皇帝明确要求把这道谕旨发到京里、京外所有官员手里。皇帝说，像翟世有这样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农民都知道戒贪知足、拾金不昧，你们这些官员个个饱读诗书，居然还营私舞弊、贪污腐败，难道不觉得羞愧吗？皇帝决定恩赐翟世有七品顶戴，赏白银一百两，责成河南府将翟世有的事迹刻成石碑，立在拾金之处。
同年七月，田文镜再次上奏说，河南有一个卖面的穷人陈怀金捡到江南羊客王盛丢的二十四两八钱银子，不但全数奉还，还不要任何酬谢。雍正御批表彰说，河南底层百姓的道德水准这么高，“诚所谓瑞也”，实在是国家的祥瑞。雍正七年（1729年）九月，天津的地方官管承泽上奏说，当地有一个底层妇女梁氏也捡到了六两五钱银子，同样主动交还给了失主，不要酬谢。雍正下旨赏赐梁氏大米、布帛，还为她题写了匾额作为表彰。雍正八年五月，山西巡抚石麟递来报告，说在山西朔平府有一个叫赵亨清的百姓，捡到九两一钱银子，也主动交还给了失主。直到雍正十三年四月，直隶总督李卫还有类似的折子上奏。<a id="ch4-back" href="#ch4">(4)</a>雍正的兴致似乎也从未消减。他在李卫送来的奏折上批示说：“以匹夫匹妇之愚，而能轻财尚义，慕善乐施，允属难得。于斯足征风俗向淳之渐，览奏朕怀曷胜愉悦。”意思是：愚蠢的匹夫匹妇都懂得“轻财尚义，慕善乐施”，实在难得，可见朕登基以来整顿天下风俗的成绩很不一般。朕看到这样的奏折，实在是非常高兴。
集中力量树立正面榜样的同时，雍正也在努力寻找反面教材。
名士钱名世不幸被选中。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的一道上谕里说：钱名世这样的读书人毫无廉耻，写诗谄媚奸臣、逆贼年羹尧。所以，朕之前特地为他书写了一块“名教罪人”的匾额，勒令悬挂在钱家，还下旨要求在京科举出身的大小臣工都必须赋诗一首来讽刺钱名世。朕这样做，并不只是为了惩罚钱名世这么一个宵小之辈，而是想让天下臣工都知道，让像他这样的“名教罪人”耻辱地活在世上比直接杀了他更残酷。所以，朕希望“凡读书之士，皆期仰体朕心，人人争自濯磨之故也”，其他的读书人都要扪心自问，好好反省，不要重蹈覆辙。<a id="ch5-back" href="#ch5">(5)</a>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初九，二百斤黑铅被运进圆明园。
十二天之后，雍正皇帝在圆明园暴毙身亡。次日，他的儿子乾隆下了一道谕旨，说先皇日理万机，闲暇之时，听说江湖上有炼丹之说，于是把张太虚、王定乾等道士招来，安置在圆明园，但“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也“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现在朕将张太虚、王定乾等人赶出圆明园，遣回原籍，若有人出去后胆敢“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决不轻饶，立即正法。<a id="ch1-back" href="#ch1">(1)</a>
这当然是欲盖弥彰的说法。雍正突然死亡，乾隆及朝中王公大臣皆措手不及。在诸事待办的状况下，乾隆于雍正驾崩次日竟腾出手来优先处置在圆明园内的两个炼丹道士，自是因为这两个道士与雍正之死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事实上，雍正皇帝热衷炼丹，他常年吃丹药是清帝国官僚集团众所周知的事。他不止一次将炼制的丹药赏赐给鄂尔泰、年羹尧、张廷玉、田文镜、岳钟琪等人，这些都记载在皇帝的朱批和臣下的谢恩折子里。
而雍正之所以长期服用“既济丹”“秋石”之类的丹药，既有色欲方面的因素，也与他统治清帝国的手段有密切关系——清军入关之后，历代皇帝都相当注意吸取中原秦制帝国的统治术。雍正是其中走得最远的。他在位十三年，心心念念的全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也就是官僚集团。他不喜欢“与士大夫治天下”，而是希望将官僚集团规训为最服帖的奴仆。为达成他的目的，他在官僚集团中发起人格侮辱运动，实施密折治国，将自己变成一个日理万机的最高情报头目。
为了始终能够日理万机，他不得不求助于丹药。而那丹药最终要了他的命。
钱名世被选中，直接原因是他牵涉进了年羹尧一案。
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进京，正值如日中天之际。钱名世赋诗八首相赠，当中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一句，用的是周成王年幼，周公与召公辅佐成王分陕而治的典故。雍正读了之后怒不可遏，觉得钱名世是在贬低自己，抬高年羹尧。稍后，雍正又在钱名世的诗中发现一句颂扬年羹尧的：“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这当中也有典故，“第一碑”是康熙为表彰十四皇子胤禵的战功而立，雍正与胤禵素来不和，即位后曾借口碑文没有凸显康熙的功绩，对碑文的内容做了许多修改。钱名世说年羹尧有资格获得“第二碑”，他的诗句让生性多疑的雍正怎么想怎么别扭。<a id="ch6-back" href="#ch6">(6)</a>
文人作诗颂扬正春风得意的朝中重臣本是寻常事。钱名世颂扬年羹尧的时候，雍正也正在给年的密折里说什么“你我是千古君臣之遇的榜样”这样的肉麻话。在诸多颂扬年羹尧的读书人当中，雍正之所以单单选中了钱名世，要将他拉出来批倒、批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钱的那句“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犯了雍正的大忌讳。皇帝忌讳的不仅仅是钱名世的诗贬低了自己，抬高了年羹尧，还包括周公、召公的典故蕴含的儒家“王道”思想正是雍正极力想要打击、清理的思想“毒瘤”。雍正理想中的君臣之道绝不是周成王与周公、召公之间的那种共享政权的平等关系，而是绝对的主仆关系。
唯有体察到这一点，才能理解雍正为何要给钱名世题写匾额“名教罪人”，也才能理解雍正为何要给所有在京科举出身的官员布置任务，命他们写诗讽刺钱名世，而不是更直接的将钱名世砍头、灭族。“名教罪人”的匾额也罢，集体写诗骂钱名世也好，其实都是为了规训所有的读书人，摧毁他们残存的“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理念。
在雍正的运作下，钱名世很快成了举国皆知的反面典型。雍正还将那些讽刺诗汇集起来交给钱名世，勒令他将它们整理、刊刻，出版成书。雍正这样做的目的既是为了毁掉参与写讽刺诗的那些官员最后的人格尊严，也是为了用讽刺诗来规训全国的学子。末了，雍正还不忘指示常州知府和武进县知县（钱名世是常州府武进县人氏），每逢初一、十五，亲自去钱府查看那块“名教罪人”的御赐匾额，看看它是否还稳稳当当地挂在钱家的大堂之上。
<a id="sec001"></a>一、正面榜样与反面教材
雍正六年（1728年）四月初三，陕西三原县棉花贩子秦泰骑马路过河南府孟津县。在宋家山地界，将装有一百七十余两白银的包裹不慎掉落，秦泰一路风尘，满身疲惫，许是在马背上打了个盹儿，居然没有察觉。
刘姥姥进大观园，曾对贾府花费二十多两银子置办的螃蟹宴感叹说“这一顿饭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如此也就不难理解秦泰丢了一百七十余两银子之后的惊慌失措。他找到当地地保备了案，忍痛出了一张承诺“均分银两”的告示，并在第二天贴满了附近乡镇的大小角落。
秦泰不知道的是，就在他满大街贴告示的同时，孟津县一个叫翟世有的老农正抱着他那一百七十余两银子的包裹蹲在宋家山的官道上等他往回找，而且一直等到天黑。他更不会想到，告示贴出来的第二天，就在他几乎已经完全绝望的时候，翟世有那张带着些许木讷的脸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把那包沉甸甸的银子塞回到他手中，而且拒绝接受任何酬谢。从惊愕中回过神来的秦泰跪下给翟世有叩了几个响头，将他拜做了干爹。<a id="ch2-back" href="#ch2">(2)</a>
两个多月以后，翟世有接受了朝廷的调查和褒奖。谈及拾金不昧的动力，受惊不小的他战战兢兢地说：“我当时只是想到了我的婆娘，她丢了三百文钱就差点儿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