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洛阳　南京

过吊桥时，年轻的秋园抱起子恒，迈着轻捷的步子走了过去。从前的生活，也远远地留在了吊桥那边。

一九三七年深秋，一艘轮船停泊在汉口码头上等待靠岸。浓雾笼罩着宽阔的江面，看不到江水和天空，也看不到不远处的其他船只，天地之间只剩浓白的雾。远方，一小片浓雾深处闪烁着淡白的光亮，那是太阳在照耀，可灼热锐利的阳光亦穿不透浓雾。间或有汽笛鸣响，那声音孤单、凄清，如盲人般在雾中胡乱摸索、碰撞。

仁受、秋园和他们五岁的儿子子恒正在这条船上，船将开往重庆。自十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将其作为战时陪都起，国民政府大小官员便陆续撤往重庆，仁受也在其中。

仁受像头困兽，一会儿到甲板上加入同仁对时局的议论，一会儿在舱室里心神不宁地踱来踱去。战事越打越艰难，这一去就很难回头了。他没有别的牵挂，只想再看一眼又当爹又当妈，将他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瞎眼老父。战事发展非人力所能控制，微弱的个人就像一段浮木，在时代的滔天大浪里载沉载浮，不知会被浪头打往哪一个驳岸。倘若这次见不到父亲，也许就永远见不到了。此地离湘阴甚近，不如带妻儿下船，看眼老父亲再走……一路上他都举棋不定、心事重重。

秋园忙着哄逗五岁小儿子恒，母子俩常常无知无觉地咯咯欢笑。秋园这年二十三岁，她北人南相，长得白皙、窈窕，身上那件深蓝底缀银色梅花的缎子夹袍更衬得她面目清丽。自打结了婚，仁受就是她的天，她依他如父如兄。秋园想得很简单：仁受说去哪儿就去哪儿，仁受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仁受看着秋园母子俩，愈发感到身上责任重大。时局如此混乱，一下船恐怕前途未卜；可此番若不见老父一面，今生或许再难相见……他在两种思绪中挣扎无果，索性出了舱室，径直走到甲板上向一位张姓同仁请教，此人素有“张半仙”之称。

秋园一心想读书。那时正值阴历十月，没什么学校可考，她就参加了妇女职业补习班，学习缝纫、刺绣、编织。周围同学多半是结了婚的妇人，其中最大的有三十岁，秋园年龄最小。

仁受在南京大沙帽巷租了两间住房。他的薪水并不高，每月九十块银元，碰上国难当头，薪水九折，每月实际还领不到九十块。两个人生活很是节俭，每天早上一人一个烧饼、一个鸡蛋，再加一壶开水。饭后就各干各的，仁受上班，秋园去妇女补习班。晚上，仁受教秋园写字、读书、念诗，待她就像个小妹妹。逢仁受休息，两人常去夫子庙玩耍，秋园总会买上一盆小花带回家养。不久，租屋过道里就高高低低摆了一溜儿花，不名贵，倒也煞是好看。

仁受是湖南乡下人，幼时母亲即过世，父亲做点小本生意——挑着货郎担子走村串巷，卖些坛坛罐罐之类的窑货养家糊口。由于四十岁才得仁受这一子，父亲下决心要送儿子读书。

仁受很快显出聪慧资质，吟诗作对都有模有样，还写得一手好字。教书先生叫李经舆，是地方上有名的文人，颇喜欢仁受。李先生有很多学生在外当官，待仁受长成少年，李先生便让一个在国民政府做官的门生将他带了出去，以免乡下地方埋没人才。

十六岁的仁受便离开了家，独自在外闯荡，当了上校参谋，如今又给自己娶了亲。

“你替我算算，我究竟该下船还是跟着船走？”仁受焦急地问道。

张半仙回到舱室，郑重地替仁受打了一卦。卦象显示，仁受该下船，回湖南乡下看望老父。既然天意如此，不妨遵从。

仁受回到舱室，匆匆对秋园说：“把东西都收拾好，船一靠岸我们就下去。”

船在大雾中等待了三个小时，浓雾在阳光的驱赶下总算渐渐散去。船只鸣响汽笛，小心地向岸边靠去。

这艘船只是中途停靠武汉，下船的只有仁受一家。仁受拎着皮箱走在前面，秋园牵着子恒跟在后面，两名勤务兵挑着四个大箱子尾随其后。

在南京安家后，仁受就惦记着要把老父接来一起生活。不久，由堂弟杨均良护送，八十四岁的仁受父亲来到了南京。老人家已双目失明，仁受请了个保姆专门侍奉他。尽管仁受百般孝敬，父亲还是想回老家。老人家天天哭，怕自己死在城里，说要死在乡下、要睡棺材、要埋在山上。仁受万般无奈，只得又写信请堂弟来把父亲接回老家，并让父亲寄住在堂弟家里，每月给堂弟三块大洋作为生活费。算了算，老人家在南京只住了八个月。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攻陷南京。

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日军占领南京前，不时派军用飞机到城市上空侦察。虽然飞机飞得很低，但日军既没遭到防空炮火阻击，也没遭到军用飞机拦截，有时连防空警报都没响。更可笑的是，一些南京市民竟然在街上摆了桌子，拿根长竹竿去戳飞机。

数月之后，南京大屠杀发生了。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