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黑洞
于飞虹终于醒了过来，原来香氛是幻觉，秒表也是幻觉，连同那个女人细碎的声音也是幻觉。她并不是在每周都会去的那间心理咨询室，那个叫作孟诺的心理医生也不在旁边，她只是晕倒了，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窗外已经黑透了，雨也慢慢小了起来，手背插针的地方传来丝丝疼痛感。她试着让自己坐起来，房间里还有两位老人在休息，一个粗糙的中年男人看着手机，所以是谁把她送到医院来的？
护士推门走进来，检查于飞虹吊瓶里的药剂是否还够，然后在记录板上写了些什么。于飞虹仰起头问：“你好，请问是谁送我来的医院？”小护士转了转眼珠，想了想说：“好像是一位男士，也没有留名字，医药费他都帮你付过了，看起来应该是你朋友。”
于飞虹想不到会是谁在这个时候帮了自己一把，她让护士拔掉吊针，她回去还有一大堆工作要做，护士劝她最好把这两瓶水吊完再走，她的血糖太低了，随时可能会再晕倒，但她执意要回去，护士无可奈何，只好通知医生，于飞虹等不及医生过来，自己拔掉，按着手背走出了医院。
那时像他这样一对一找翻译的外国人并不稀罕，于飞虹就像往常一样做好了行程安排和解说准备，等到与新田中建见面才发现他根本不是要去景点观光，而是带着于飞虹从一个商场逛到另一个商场，既不购物，也不消费，只是站在人流涌动的地方观察，于飞虹尴尬地站在一边，新田中建总会突然抛出一个问题，比如这家商场卖得最好的品牌是什么，又比如这家商场距离地铁站有多远，又比如那间商场附近的写字楼比较多还是住宅比较多。对于这些问题，于飞虹毫无准备，当时也不像现在这样随随便便就可以到手机上去查信息，她只能依托自己的经验，遇到实在不清楚的，就挨个去打听调查，一天下来，于飞虹走的路比平时一个月都走得多，她还思索着怎么问新田中建加钱，结果没想到新田中建问她是否愿意到BUNK的中国部上班。
从苏州到上海，工作、结婚、安家，这二十年间的每一步，于飞虹都记得清清楚楚，从开始的**四射，到后来的心力交瘁，于飞虹总是暗示自己还可以再拼一拼。
但最后的那根线还是绷断了。
当BUNK和丈夫工厂合作的面料RT679出事那天开始，于飞虹就有所预感，事情绝不会轻而易举地结束。
BUNK正式宣布终止与丈夫工厂的合作，并要求赔偿，金额高达千万。即使卖掉工厂之后，加上抵押，还要加上他们俩这些年在上海所有的积蓄，丈夫建议他们协议离婚，这样于飞虹还能保住一部分财产，这几乎是上上策了，于飞虹也不得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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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飞虹先是闻到香氛，然后是听到秒表行走的声音，再接着，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女人在说些什么，具体是说的什么，她一点也不记得了，那些语句就像是叮当作响的钥匙，试着帮她打开一扇紧闭已久的大门。她只觉得头痛，生理上有一定程度的排斥，但她还是像透过门缝看到了一些什么。
1993年的那个冬天，她刚刚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谈妥了一个客户，将库存的设备卖了出去，然后结完上一家公司的尾款，疲惫地走在大雨如注的苏州街头。那是她没日没夜陪人喝酒才赢来的局面，不仅要卖笑卖脸，还可能要忍受对方不时地骚扰，相比于公司里那几个总是纸上谈兵的销售，她一直是老板眼中的急先锋。那时候的雨和现在窗外的雨一样大，或许还要再大些，沿街的店铺屋檐不足以停留太多避雨的人，她的高跟鞋很快就进了水，老板的电话一刻不停地打过来，她在旁边的小摊买了烟，想让自己安静了一会儿，吞云吐雾或许是让她能够避开寒冷的一种方式。即使她没有接电话，也清楚老板电话的来意，必定是其他人没法收拾的烂摊子又要交到她的手上。她讨厌那个时代，不像现在有业绩压力，公司总是养着一大批闲人在那里，无所事事，老板只能将重要的事情都交给能干的人去做，久而久之，严重两极分化。
外面的雨依旧没有要停歇的意思，和不时震动的手机一样让人烦心。于飞虹抽完了半包烟，还是决定接起老板的电话，理所当然地躲不开一顿臭骂，但她也早就习惯了，在这家公司待的这两年，被要求和被责骂，基本上是工作的日常了。
那年不过二十来岁的她，早就和身边的那些女同学走上了不同的路，当她们都稳稳当当在国企事业单位扎根的时候，于飞虹却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父母也说女孩子不要去做销售比较好，原本喝一杯啤酒就要醉的她，硬是为了饭局训练酒量，为了一个又一个单子殚精竭虑，常常喝到深夜吐着回家，街坊邻居都在背后说她去做了酒女，可她还是忍辱负重继续了下去。于飞虹并非只是任性，她只想早点赚到足够多的钱，离开这个索然无味的小城市。
他们还是夫妻，名亡实存，但那些债务，于飞虹清楚到底有多沉重。丈夫关掉了开了二十多年的昆山工厂，解散了员工，只是这下子，丈夫的魂也跟着散了。失去方向的男人总想再去别的城市找找机会，于飞虹却死也不肯答应，她对他说，他一旦离开了上海，这个家就真的完了。于飞虹说自己可以养他，她还有这个力气去照顾他和孩子，当年她外派到海外丢下丈夫和孩子，现在是她偿还的时候。可丈夫只是拥抱着她说，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
升上CEO的那一天，于飞虹没有找任何人庆祝，而是看着丈夫搬离后空****的家失声痛哭，她只有不断压抑自己的哭声才能不惊醒已经熟睡的孩子。
之后的日子，每一天都是煎熬。没有人去办公室找她的时候，她基本都在对着窗外发呆，二十年前的上海是什么样，现在又是什么样，细细想来自己几乎和这座城市一起成长了二十多年，已经彻底分不开了。丈夫长时间没有消息，她也没有勇气抛下一切去找他，从最初的发呆，到后来的失眠，再一步步变成神经衰弱和轻度抑郁，这些都是她一而再再而三硬撑的结果。
她总感觉自己完了，但又决不能在这个时候，办公室里那些嘈杂的声响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总像是尖锐的利器猝不及防地敲打着她的大脑。
最近这些日子，于飞虹总是忍不住回想1999年末的那个晚上，她和丈夫执着手站在外滩边上等待2000年的到来，丈夫说，我们会越来越好的。此时此刻，她仿佛又回到那个夜晚，只是丈夫始终背着身没有看她，于飞虹伸手想要够住丈夫的臂膀，可是好像怎么也够不到，她吃力地喘气、挣扎，但丈夫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背着她望着黄浦江的对岸。
1993年的苏州，还没有像如今这样成为整个江苏省最受瞩目的一颗明星。在许多人眼中，它不过是江南无限好的一处水乡，观前街尚没有彻底商业化，也没有高则七八万一平的楼房，只是被当时的省会南京远远甩在身后，那是一处净土，却还不到世人怜惜的程度。于飞虹很想像那些男人一样，勇敢地走出去，在距离苏州咫尺之外的上海开枝散叶，但父母终究束缚了她的脚步。选择销售是踏出这个城市的第一步，老板允诺她不定时地到别的城市出差也是她选择这项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压榨和无穷无尽的压力。
她早早地从家里搬出来，不顾父母的反对，在距离父母小区的四五公里外租了一个单间，走路就可以到达公司，借此机会，她也可以好好地自我喘息。
南方的冬天总是湿冷难耐，没有那么多钱去支付整夜整夜开着油汀的电费，她只好灌两个热水袋放在被窝里，卧坐在**架着电脑工作到深夜。她对自己说，只要坐上区域经理的位置，她就可以分配到上海去了。梦想总是美好的，现实的打击也来得更为猛烈，终于在一次酒局中喝到胃出血，在医院里做胃镜，连吐不止，老板发信息来问候，却从未现身，长长两周的长假换来一次深度的思考。生理盐水滴滴答答地坠入血脉里，和窗外连绵不断的雨一样，医生叮嘱，千万不可以再这样酗酒，下一次随时可能要了她的命。无人的时候，她不顾护士的警告，卧在**抽烟，缭绕的烟雾在充满消毒水的房间里游**。
康复之后，于飞虹果断辞掉了工作，收拾行李直奔上海，当时她手里所有的积蓄只够刚刚在上海租三个月的房子。对于尚且年轻的那些人来说，冲动就是最富有勇气的事情。
1995年的夏天，上海的街道上，穿着的确良衬衫的年轻人骑着单车划过遮天蔽日的梧桐树荫，于飞虹从浦东的老公房里走出来，那条充满市井气的小道不觉已来来回回走了快两年了。进入BUNK完全是无心插柳的结果，两年前为了生计进入翻译公司做口头翻译，大学学的那点东西总算派上用场，说起来有头有脸高端大气，实则只是帮来上海旅行的外国人做做翻译导游，当时不知怎的，BUNK创始人新田中建托人找到他们公司，领导也没太在意这件事，就派了于飞虹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