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侦查处办公室门口有块记录出勤时间的白板，特雷维里奥要求博斯在白板上记下上下班时间，以便统计出勤时数，确保达到最小出勤时数。
结果出来之前，博斯看见特雷维里奥警监拿着杯从星巴克买的咖啡走进侦查处办公室。博斯知道几个街区以外的杜鲁门街有家星巴克。在计算机前工作的时候，特雷维里奥经常会小歇一会儿，步行到星巴克买咖啡。特雷维里奥最近爱上了冰拿铁，定期和女儿在校园周围的不同咖啡店会面使他养成了这个嗜好。同时，买咖啡还能让他的眼睛休息一会儿。
“哈里，今天你怎么来了？”特雷维里奥问。
警监总是这样亲切地叫他的名字。
“我在附近办事，”博斯说，“顺便过来看邮件，再发几份有关‘割纱工’的警告。”
他一边说话，一边关掉机动车辆管理局的界面，调出局里给他配的邮箱。特雷维里奥走到小办公室门前开门时，博斯并没有转过身去看他。
博斯打开电脑，等待它启动。他上次来这儿已经是四天前了。办公桌上放着一张局里保龄球之夜的传单。博斯立刻把传单扔进了办公桌下面的垃圾桶。博斯喜欢局里认识的同事，但他的保龄球实在打得不太好。
他用钥匙打开书桌里放文件的那只抽屉，拿出几个存放着他正在处理的案子的卷宗文件夹。他把卷宗摊开在桌面上，让别人看上去觉得他正在研究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案子。伸手去拿“割纱工”案的文件夹时，博斯发现文件夹不在原来的地方。他在抽屉里的另一个地方找到了那个文件夹。“割纱工”案的文件夹被归错了位，是按第一受害人名字的首字母归位的，而没有按未知嫌疑人的绰号——“割纱工”归位。博斯立刻警觉起来，并感到十分懊恼。他不信自己会归错文件。做警察以来他一直把文件整理得很认真。只要是和案子有关的文件——无论是厚厚的谋杀案卷宗，还是轻薄的牛皮纸文件夹——都会成为案子的核心，需要整洁完整地放在一起，妥妥帖帖地保存起来。
他把文件夹放在办公桌上，心想持有备用钥匙的人兴许看过他的文件，检查了他的工作。他很清楚这会是谁。他往后退了退，把所有文件放回抽屉，然后合上并用钥匙锁上了抽屉。他想出一个找到入侵者的办法。
他直起身子，往隔断那边看过去，发现另外两位警探的工位上都没人。调查入侵案件的贝拉·卢尔德警探和处理不动产纠纷的丹尼·西斯托警探兴许都接到报案出现场了。两人经常联手办案。
登录局里的计算机系统以后，博斯便打开了执法数据库。他拿出笔记本，开始在数据库里查找维比亚娜·杜阿尔特的记录。他知道自己违反了局长给他定的规则，借圣费尔南多警察局职务之便进行私人调查。利用执法数据库的信息进行非警务调查不但会被圣费尔南多警察局开除，还违反了加利福尼亚的法律。如果特雷维里奥打算检查这台计算机的使用记录，那博斯就麻烦大了。但博斯觉得这种事不会发生。特雷维里奥知道如果采取对博斯不利的行动，就相当于和局长作对，那无异于自毁前程。
博斯听到门开了，很快便感觉到特雷维里奥站在了他的小隔间后面。
“走这么远的路来附近吗？”特雷维里奥问，“还穿着这么正式的西装！”
“事实上，我今天去帕萨迪纳见了个人，正巧途经山上的高速公路，”博斯说，“我想可以顺便来发几封邮件，然后再离开。”
“哈里，你的名字不在值勤表上。你应该把名字写在白板上，以便记录值勤的小时数。”
“对不起，我就是来几分钟而已。这个月我的值勤小时数已经够了。单单上一周，我就值勤了二十四小时。”
博斯找到的维比亚娜·杜阿尔特的记录非常短。没有记录表明维比亚娜在加利福尼亚州拥有驾驶执照，没有记录表明她犯过罪，甚至没有记录表明她违章停车吃过罚单。当然，时间过得越久，数据库里的信息就越不全，但博斯凭经验知道，输入名字后找不到任何参考信息的情况也是很少有的。这支持了他的推测：维比亚娜是非法移民，在一九五〇年怀孕后回到墨西哥了。那时，堕胎在加利福尼亚是违法的。越过边境以后，她可能把孩子生了下来，也可能在蒂华纳<a id="commentRef_2437" href="#comment_2491"><sup>[2]</sup></a>某间诊所的密室内堕了胎。
博斯知道那时的法律禁止堕胎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九五〇年被一个未婚妈妈生下的，当上警察后不久，为了更好地理解母亲面对和做出的选择，博斯还特意去查了当时的法律条文。
但博斯不是很熟悉一九五〇年时的刑法。他找到那时的刑法，查询刑法中有关性侵的条文。博斯很快发现，根据一九五〇年刑法的第二百六十一条，与十八岁以下的女性性交被认定为强奸。即便两相情愿也无法脱罪。除非女方是犯人的妻子才可以免于刑罚。
博斯心想，惠特尼的父亲一定觉得怀孕是维比亚娜给儿子下的套，目的是拿到钱和美国的公民身份。如果真像他想的那样，刑法将给维比亚娜提供有力的支撑。但数据库中的信息匮乏却否定了这种可能性。维比亚娜没有利用法律作为武器，而是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可能回墨西哥了。
博斯把屏幕切换到机动车辆管理局的人机交互界面，把惠特尼给他的“詹姆斯·富兰克林·奥尔德里奇”这个用作托词的名字输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