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博斯意识到自己忘了跟艾达要手机号，不知该怎么跟她约时间。艾达为世界上最离群索居的男人工作，应该没有在黄页上登记过电话号码。

“没问题，”博斯说，“明天十点在她家里碰面。我会早点去，去看看她是否出门了。你把公证人带上。”

“好的，”哈勒说，“把她家的地址发邮件给我。”

“得空发。还有件事，收到包裹里的文件原件怎么办？明天带上还是上法庭的时候带？”

“很好。”

特雷维里奥走到告示板前，写下下班时间。这时博斯颇为紧张地看着小隔间的墙壁，但警监并没对他没有写下签到时间提出质疑。

警监走了以后，侦查处办公室就剩博斯一个人了。他放下给证人的问题，在电脑上新建了个空白文档。文档是这样起头的：“我，艾达·汤·福赛思……”

不到一小时，他就用基本事实凑够了两页文字。基于多年和证人及律师打交道的经验，他知道文件中牵涉到的事实越少，对方律师能提出反驳的面就越窄。

他打印了两份宣誓书准备拿给艾达签字，一份提交给法庭，一份准备放在保存所有重要案情资料复件的文件夹里。

“警监，能不能让我晚上好好想想，明天再给你答复？”

“哈里，当然可以。别忘了把你的决定告诉我。”

“我会的。”

博斯离开警监办公室，关上门，走进自己的小隔间。博斯来局里的真正目的是写好艾达的宣誓书后用打印机打印，但不想在警监走出办公室时被发现，因此他没有马上开始写，而是检查起早上和丹特·科瓦利斯会面时记下的待办事宜来。

待办事宜中的一项是检察官希望拿到所有已知受害人签名后的最新报告书。检察官在报告书里加入了他需要得到答复的问题。这些会进入多克韦勒的初审听证记录，受害人不必亲自出庭做证。在初审听证会上，检察官只需表明所有指控都证据确凿就可以了。至于对合理的怀疑进行答辩后，证明被告人有罪则是开庭以后的事了。初审听证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博斯身上，他要在听证中证明对多克韦勒调查的合法性。科瓦利斯说，除非必要，他不希望看见强奸受害人在初审听证时站在证人席上，避免当时的恐惧再次刺激她们。他只需要在能起到作用的时候把她们带上证人席，那就是法庭审判的时候。

走到打印机前，他看见部门告示板上贴了张签名纸，通过举行保龄球赛为受伤休假的同事征集捐款。接受捐款的警官被称为“戴维十一”，博斯知道这是贝拉·卢尔德的无线电呼号。签名纸上说，贝拉养伤期间虽然能拿到全额工资，但她的许多花费靠薪酬和警察局最近被削减过的医疗保险是无法覆盖的。博斯猜测这指的是心理治疗费用，警局保险不再包含这类费用了。从周五晚上开始的保龄球赛将尽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建议捐赠人每局球赛捐助一美元——每人每小时捐四美元。

博斯在参加保龄球赛的一支队伍里看到了西斯托的名字。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笔，在特雷维里奥的名字下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警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每局五美元的那一列上，博斯和他一样。

回到办公桌旁以后，博斯打电话给哈勒。和平时一样，哈勒坐在林肯车后座，被司机带到洛杉矶的某个角落。

“我准备好了宣誓书，等你找好公证人就可以办宣誓书的公证手续了。”他说。

“很好，”哈勒说，“我想见艾达，明天我们也许都会过去，你看早上十点怎么样？”

特雷维里奥关灯锁门离开办公室时，博斯准备让受害人回答的问题正好写了一半。

“哈里，我得走了。”

“晚安，回去好好休息。”

“明天你来不来？”

“现在还不确定，不来的话，我会打电话告知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