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印度
九月二十日晚上，Rydian来敲我房间的门，给我一盒巧克力，说是Rona放在快递过来的文件里的。盒子上插着生日卡，因为那一天是我二十五岁的生日。我故意不去想起，但却从来没有忘记过。只是随便怎么样也没想到，会是Rona给我一份生日礼物，Rydian跟我说生日快乐。我蜷在床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那盒巧克力，比利时产的总是甜得有些过头了，但还是一块接一块地吃。其中有一种是酒心的，咬下去，甜辣的朗姆酒味儿瞬间就在嘴里漾开来。我躺着，耐心地等着睡着，不知道几点钟，门铃又响了。
“这有点像你们女孩子买衣服，最喜欢的那件没有了，总想找相似的，其实不用找了，找不到的，最喜欢的已经没有了。”他拿手机出来，给我看他和永娜的合影，东方女孩，笔直的黑头发披在肩上或是梳个马尾。他自己也看着，过了一会儿说：“她有点像你。”
我已经换了睡衣，一身在本地买的男式的棉布裤褂，长裤已经脱了，立领上衣长到臀部，刚刚遮掉内裤。我以为敲门的是Rydian，打开门，身体躲在门背后，只露出个头。红色地毯和米色大理石的走廊里，灯光有些幽暗，门外的人展开熟悉又不熟悉的微笑，对我说：“你到底是为law firm还是FBI工作？”
“你肯定你的Yong-na不是整容整成你一见钟情的样子的？”我很不厚道地嘲笑他。
是Lyle。一种即欣喜又悲伤，有点开心又很委屈的感觉涌上来，让我不自觉地皱了一下眉头。我不想让他进来，只怕将近一个月的煎熬又要前功尽弃。但又跟自己说，Rydian就在隔壁，给他听到了不好。没等想出个头绪来，我就伸手把他拉进来，关上房门。
路上总共二十几个小时，先是坐美联的航班机到新加坡，然后转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到新德里。飞机降落在成集机场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凌晨两点。走出机舱，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时差、距离、截然不同的气候都在促使我做一些在纽约会很艰难的决定。等候转机的时候，我发出去两封邮件。一封是给Nick的，告诉他我离开纽约了，大概两个月之后回来。另一封给Lyle：“不要跟我联系，至少给我一个机会忘记你。”虽然知道不会马上收到回信，我还是赶紧关机，害怕毫无准备地看到这样那样的字句。
跟我同行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高级律师，名叫Rydian，很严肃的一个人，看起来就像上个世纪好莱坞动作片里的硬汉。刚知道我会跟他一起去的时候，这个硬汉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直到我签证下来，并且拿到事务所投保的国际意外险保单，他才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跟我说他去打过预防针了，写给我诊所的地址和接种疫苗的名字，叫我也记得去打。霍乱、痢疾、登革热、脑炎、肝炎，疟疾……要打多少针啊？我一直很怕医院，小时候打针总是要想些悲伤的事情，怀着一种想死的心情才敢把胳膊伸给护士。那个时候，悲伤的事情现成有的是，我却决定对自己好一点，同样怀着一种想死的心情，不去打针了。
继续往印度飞去的时候，天黑下来，遇到气流和一点坏天气，一路上飞机颠簸得很厉害。直到现在，那都是我经历过的最惊险的一次航程。乘务员穿着蓝色纱丽，装作一切尽在掌握的样子，一边微笑一边派发冰激凌，给我一支梦龙雪糕，我说谢谢不要，转头才发现，那个在纽约不可一世的硬汉Rydian正在舔一个粉红色单球冰激淋。我闭上眼睛，认真地考虑了一下如果真的出了空难能拿到多少钱，又想如果这个官司由我来打的话一定可以多敲一笔，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我爸妈会很伤心很伤心。Nick也会伤心。而Lyle，我想让他伤心得死掉，当然只是个希望而已。
签证总共花了二十几天时间，直到出发的前两天我才告诉Lyle我要去别的国家出差，至少在那里呆两个月。在那之前我们还没有分开过那么长时间。他有点不高兴我没有早点告诉他，而且又是去这么个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新闻里面，炸弹游行不断的地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一点伤感，至少我有。因为在内心深处，我希望在这两个月里面忘记他，然后开始新的、更简单的生活。
空难发生的可能性毕竟很小，晚上九点多，飞机降落在英吉拉·甘地国际机场，除了累得要死，我们一根头发都没有少。穿过机场门口由无数乞讨的女人、老人和小孩组成的人群，找到来接机的车子，直接去酒店。我们住的地方是客户定的，一间坐落在市中心的四星级宾馆，本身看起来跟中国小城市的四星级酒店没什么两样，但四周的道路和建筑破败不堪，接下来的一整个月，每天晚上都有人在方圆一公里之内修路或者拆房子。清晨天还没亮，不知道哪里的清真寺又响起早祷的声音。我一连几个晚上睡不好，白天的工作又宛如肉搏战一样艰难。一个星期之后，Rydian因为喝了一口办公室里的桶装水（之前我们都是喝Evian或者Badoit的瓶装水），连拉三天的肚子，留了我一个人跟众阿三肉搏。可能我的身体真的很好，我没有生病，就是嗓子哑了。
他没有理会，兀自发了一通感想：“男人其实很奇怪的，最喜欢的永远是一见钟情的那个女孩子，总是跳不出那个类型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我拿到过两三个明确的工作合同要约，条件开得不坏，但是我总是犹豫，故意拖延那个离开纽约的日子。直到夏天眼看快过完了，一个新案子交到我们这一组，所有人都在躲，而我走进Rona的办公室说我想去。于是，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天，印度东北部持续了待两个月的骚乱尚未平息，我和另外一个男同事一起抵达新德里。
工作的时候，我好像真的忘记了纽约发生过的事情。不过，每天夜里，包括每个稍稍安静一些的独处的时刻，思念向浪潮一样涌过来，吞没我，我还是不停地想他，虽然他很听话地始终没有跟我联系过。
“当然要让我知道。”他轻声重复。
我在MSN上跟Nick开玩笑说，终于知道《西游记》是怎么写出来的了，吴承恩一定是来过印度，九九八十一难全是真的。Nick老老实实地回答，他只看过一个缩略版的西游记故事，而且还是英文的。我说，我也没看过书，只不过在中国像我这么大的孩子每年暑假都会看一遍《西游记》的电视剧。他没有继续说唐僧孙悟空，发了一张图片过来，用画笔程序画的，歪歪扭扭写着我的中文名字。过了一会儿，又是一张，然后又一张，又一张。我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回了一句：是不是中病毒了？他回了一个吐舌头的笑脸。
如果换在从前，我肯定不会再说下去，触到那个总是若有似无的雷区。不过那天晚上，我还是有点义无反顾地对他说：“如果我哪一天离开纽约，一定让你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