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
好了，我写这么多是想告诉您糟蹋了您的家并不全是我的错。我把信留在这里，等您回来看，让邮差在巴黎哪个明朗的早晨把信直接交到您手里不太像话。昨天晚上，我把第二个书架的书倒了个方向，它们能够得着了，站着或跳着啃书脊磨牙——不是饿的，我给它们买了足够的三叶草，就放在写字台抽屉里。它们咬破了窗帘、椅垫、奥古斯都·托雷斯<a id="noteBack_9" href="#note_9">[9]</a>自画像的边缘，地毯上到处是兔毛，它们还叫唤起来，在灯光下围成圈，崇拜我似的围成圈，突然叫唤起来，我还以为兔子是不会叫的。
您应该很喜欢卧室里那只漂亮的衣柜。衣柜的门很大，打开门，一切尽收眼底，木板上空空如也，等待的是我的衣服。如今，我把它们放在那里，那里面。看起来完全不可能，就算跟萨拉说了，她也绝不会相信。萨拉一点也没怀疑，她不起疑心，是因为我的准备工作做到家了。就这么一件事，让我搭进去多少白天黑夜。它时时灼烧着我，让我的内心日益坚强，好比您放在浴缸里的那只海星，每次洗澡，都让人感受到充足的盐分、阳光的灼射和海底的喧嚣。
我想把地毯上的兔毛收拾干净，把咬破的椅垫边弄平整，把它们重新关进衣柜，可是我做不到。天要亮了，也许萨拉一会儿就要起床。真奇怪，我不在乎萨拉了。真奇怪，我不在乎看着它们蹦蹦跳跳地去找玩具了。并不全是我的错。等您回来，您会看到许多破损我已经用英国商店买来的水泥修补好了。我尽力了，不想惹您发火……而我，从十只到十一只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坎。您瞧：原本十只挺好，有衣柜，有三叶草，有希望，多少事儿都能做成。可是十一只不行，因为，安德烈娅，有十一只就有十二只，有十二只就有十三只。天亮了，寒冷的孤独中有欣喜，有回忆，有您，还有很多很多。苏伊帕恰街上的这座阳台洒满晨曦，迎来都市的第一阵喧嚣。我觉得收拾散落在路面上的十一只死兔子没什么难的。也许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到兔子，他们要赶在第一批学生经过之前，运走另一具尸体。
我明白：杀它我下不了手。可就在那天晚上，我吐出了一只小黑兔。两天后，一只小白兔。第四天晚上，一只小灰兔。
<a id="note_1" href="#noteBack_1">[1]</a>阿梅蒂·奥尚方（Amedee Ozenfant，1886—1966），法国立体主义画家，和勒·柯布西耶合作，推动了现代建筑风格的建立。
我在晚上给您写信。现在是下午三点，我在它们的晚上给您写信。白天，它们睡觉。办公室里一片大喊大叫的声音、发号施令的声音、皇家打字机的声音、副社长们的声音和油印机的声音，多放松，安德烈娅！多放松！多太平！多恐怖！现在，有人给我打电话，是那些奇怪我晚上太安分没活动的朋友们，是路易斯邀我散步，是豪尔赫约我听音乐会。我几乎不敢回绝他们，只好编些又长又假的借口，身体不好啦，赶翻译稿啦，胡乱搪塞过去。等我回到家，进了电梯那一段，一楼和二楼之间，便夜复一夜、于事无补、徒劳无功地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该怎么熬，安德烈娅。您应该记得我是来您家休息的，如果搬家也扰乱了我的生物钟，时不时吐只兔子可不是我的错。不是唯名论，也不是巫术，只是事情不能说变就变。有时，您等着别人扇您右脸一个巴掌，谁知道突然间变了方向。就是这样，安德烈娅，具体情况会有出入，可道理就是这样。
我尽量不让它们损坏您的物品。它们咬坏了一点点书架底层的书，您会发现遮得很好，免得萨拉察觉。那盏画满蝴蝶和古代骑士的大肚子瓷灯想必您很喜欢吧？碰坏的地方基本看不出，我用英国商店买来的特殊水泥修补了一晚上，您知道的，英国商店里有最好的水泥卖。现在，我就坐在灯旁，免得哪只兔子又对灯伸爪子。（它们喜欢一动不动，看上去几乎是一幅美景。它们也许在怀念遥远的人类，也许在模仿它们的造物主。造物主走来走去，严密注视着它们的一举一动。还有，您恐怕注意过，也许小时候注意过：可以罚小兔子面壁，前爪靠墙，一动不动好几个小时。）
一共十只兔子，几乎全是白的，抬起暖暖的小脑袋，看着客厅的吊灯，“白天”三盏永远不动的太阳。它们热爱光线，因为它们的“夜晚”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路灯。它们看着三轮太阳，满心欢喜，在地毯上、椅子上蹦来跳去。十个不起眼的小斑点如时刻转动的星座动个不停，我希望看到它们一动不动地伏在我脚边——有点像造物主做的梦，安德烈娅，造物主们无法实现的梦——而不是在米盖尔·乌纳穆诺<a id="noteBack_6" href="#note_6">[6]</a>的照片后面、淡绿色的花瓶旁边、黑洞洞的写字台下面躲躲闪闪。总是不到十只，是六只或八只，我问自己，少的那两只究竟躲在哪儿，萨拉会不会因为什么事起床，还惦记着洛佩斯的阿根廷史我想读里瓦达维亚<a id="noteBack_7" href="#note_7">[7]</a>统治的那一段。
凌晨五点（我躺在绿沙发上，只睡了一小会儿。毛茸茸的脚爪一跑动，发出一丁点声响，都会把我惊醒），我把它们放进衣柜，打扫卫生。所以，萨拉会发现一切如常。尽管有时我会见她暗自吃惊，盯着什么东西看，发现地毯微微有些褪色，又想开口问我点什么，可是我吹着弗兰克<a id="noteBack_8" href="#note_8">[8]</a>的交响乐变奏，不予理睬。安德烈娅，大清早的，不声不响地清扫植物，这些琐事并不光彩，干吗非要说给她听？半梦半醒地捡起三叶草的茎、散落的叶子和白毛，磕磕绊绊地撞着家具，迷迷糊糊困得要命。纪德的翻译拖了，特罗亚的翻译还没弄，要给远方的一位女士回信，她恐怕已经在猜测是不是……干吗还要接着做这个？干吗还要在电话和采访之间接着写这封信？
萨拉什么也没看见。面对一道超级难题：如何将她的秩序意识贯彻到我的衣箱和纸张上，她简直无从下手。她深思熟虑的解释里充斥了“比如”之类的字眼，而我对此丝毫提不起兴趣，找着机会就把自己锁进卫生间：现在动手，干掉它。手绢周围一片温热，小兔雪白无瑕，看起来比过去任何一只都美丽百倍。它没看我，只是愉快而满足地微微起伏，堪称最可怕的注视方式。我把它关进空药箱，回头接着拆行李，脑子有些茫然，但至少不用痛苦，不用负疚，不用打肥皂从我手上洗去小兔的最后一阵抽搐。
我把它们放出来，让它们轻盈地跳进客厅，它们兴奋地闻到了原本藏在我口袋中三叶草的味道。现在，三叶草星星点点地铺在地毯上，被它们搅乱、移动、霎时消灭在肚子里。它们吃得很好，规规矩矩，不声不响，那一刻，我无话可说，只是徒劳地拿着一本书——安德烈娅，我很想读完您家里所有季洛杜<a id="noteBack_4" href="#note_4">[4]</a>的作品，还有您放在书架最底层洛佩斯<a id="noteBack_5" href="#note_5">[5]</a>的阿根廷史——坐在沙发上看它们，看它们吃三叶草。
安德烈娅，亲爱的安德烈娅，让我宽慰的是只有十只，不再增加了。十五天前，我在手掌上放下最后一只小兔，之后再也没有了，只有十只。在我的白天，它们的黑夜，渐渐长大，变丑了，毛长了，进入少年期了，急不可耐了，花样百出了，跳上安提诺乌斯的半身塑像（是安提诺乌斯吧？那个瞎了眼盯着人看的小伙子？），消失在起居室里，弄出很大的声响，我赶紧把它们赶出来，担心萨拉听见，惊恐万分地出现在我面前，没准还穿着睡衣——萨拉一定是这副打扮，穿着睡衣——那样一来……只有十只，您可以想象置身其中的我所能感受到的一丝快乐，还有回家穿越一楼和二楼僵硬而精确的空间时心头越来越多的踏实。
小兔们的一天从晚饭后开始。伴随着方糖钳的叮当作响，萨拉撤去晚餐托盘，向我道了声晚安，没错，她向我道晚安。安德烈娅，最苦恼的是她居然向我道晚安。然后，她就走进了自己的房间。突然，我孤身一人，独自面对可恶的衣柜，独自面对我的责任和我的悲哀。
我要出门办事，只好把信放下。微亮的晨曦中，安德烈娅，我在家里接着给你写。真的是第二天了吗，安德烈娅？信纸上空一行对您而言意味着间隔，对我而言意味着一座连接昨日书信和今日书信的桥梁。告诉您，在这段间隔里，一切都乱了套。在您看到的这座桥上，我毫不费力地听到水流中断的声音。对我来说，纸的这一边、信的这一边，不再有搁笔办事前的踏实和镇定。十一只小兔子在没有悲伤的、立方体形状的夜里沉睡着，也许就是现在，不，不要现在，过一会儿在电梯里，或者，进门时。无所谓地点了，无所谓是不是现在，无所谓是我残生的哪一刻。
白天，它们睡觉。一共十只。白天，它们睡觉。门关着，衣柜对它们而言是白夜。在那里，它们乖乖地安然入眠。我出门上班，把卧室钥匙随身带走。萨拉恐怕以为我对她缺乏信任，向我投来狐疑的目光，每天早上我都见她欲言又止，最后选择闭口不言，而我心花怒放。（九点至十点，萨拉打扫卧室，我在客厅里制造声响，放一张班尼·卡特<a id="noteBack_3" href="#note_3">[3]</a>的唱片，声音传遍每个角落。萨拉也爱听宗教短歌和斗牛舞曲。衣柜看上去一片寂静，也许，它确实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对于小兔们来说，那是夜晚，应该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