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丝的日记和明信片内容选录

但我没有回答，反而试图转移话题，谈谈如何讲故事。我告诉他们：“我就像一个制作家具的工人，所以我们还是谈谈怎么做桌子和椅子吧。”从他们的表情中，我看出他们希望听到更复杂、更有象征意义的阐释。“我准备写一本新小说，”我说，“讲一个女人决定结婚，不是因为她遇到了真心想嫁的人，而是因为她厌烦了交往各种坏男朋友。”只有少数的观众笑了，于是我又用德语说了一遍，笑声多了起来，但我怀疑他们是在嘲笑我的德语。

“我可能已经生病了，我在这里已经待得够久了。”他补充说。像他的书一样，他说的话也含糊不清，他是说自己在法兰克福待了很久，还是说在电梯里待了很久——以至于受到了我的传染？

我不知道这样说是批评我还是客观陈述事实，但我认为他说得对，在基尔艺术馆的读书会上，观众们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这批观众很不错。

新小说里的女作家应该和她金红色头发的男朋友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相遇，坏男朋友也是个小说作家——而且非常保守，只出版过两本短故事集——故事经不起推敲，已经被人遗忘，销量也很少，但因为经常被默默无闻的蹩脚书评家吹捧，他找回了一定的自信。

从斯图加特飞到汉堡，从汉堡乘车到基尔，沿途有很多牛，我们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荷斯坦奶牛的老家。司机是出版商的销售代表。我总能从销售代表那里学到东西。这位销售代表解释说，德国读者希望我更“政治化”，他还告诉我，因为社会评论都是政治化的，所以我的小说也很政治化，他说：“你的书很政治化，你却不是政治化的人！”

不知道艾伦会不会拒绝和我一起观察妓女接客。他当然不会拒绝的！

“是的。”

关于我要写的那位女作家：她真的相信婚姻意味着她再也不能自由地观察世界了吗？如果她已经结婚，可以和丈夫一起找妓女谈谈啊！对于一位女作家，丈夫可以给她带来更多自由观察的便利，也许我要写的这位女性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来这里的人都会生病——这是个可怕的地方。”

从我在基尔的酒店房间可以看到海湾里的轮渡，它们往返于瑞典和丹麦，也许有一天，我可以和艾伦去坐坐那些轮渡，也许有一天，我可以和丈夫、孩子一起旅行，还得带个保姆照顾孩子。

女作家应该是写那种“大”小说的人，其作品是对那些所谓的智慧谚语的恶搞，她和男朋友互相受不了彼此的作品，两人之间的互相吸引的地方只有性。

在寄给艾伦的一张明信片（印的是1885年戴姆勒在斯图加特的梅赛德斯-奔驰博物馆的照片）上，露丝写道：你需要一辆新车吗？我想和你开车出远门。爱你的露丝

他应该比她年轻。

我不喜欢艾伦的哪些方面：他会打断我，但他谁都会打断，他的吃相让我难堪，使我进一步怀疑他的做爱习惯也让人恶心，还有他手背上的毛——啊，不能再想了！

他们在法兰克福相识，他跟着她去了荷兰，她要在荷兰宣传她的书的荷兰语译本，他没有荷兰出版商——而且在法兰克福时远远没有她引人注目，虽然她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他注意到了。他在学生时代来过阿姆斯特丹（夏令营），以后再也没来过，他记得这里有妓女，他想带她去看妓女，也许还可以看到现场色情表演。

“是的。”

停下来喝水的时候，我看到有观众离开了会场，后排的走得尤其多，留下来的人也在痛苦地等待我讲完，我没有信心告诉他们我打算写一位作家，因为这样恐怕会彻底打消他们的兴趣，而且我已经讲了太多关于叙事技巧和视角的内容，连我自己都厌烦通过谈论自己的本职工作来取悦他们了。

“但愿你不要传染我。”他说。

“这可能是我的第一部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作品。”我告诉他们。这时我发现他们彻底失去了兴趣，无论我讲英文还是德文都无济于事。“我打算叫这本书《我的最后一个坏男友》。”（把书名转换成德语后，我发现效果很可怕：Mein letzter schlimmer Freund，观众们不但没笑，反而很失望，因为它听起来就像是一本讨论青少年问题的书。）

“但愿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