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的事和药的事
记得刚认识卡西时，一次闲聊时她告诉我，她的右边耳朵很痒。我当时听了并没放在心上。
真的好冷。太阳像个装饰品一样挂在天上，阳光也只不过是装饰品，它的明亮和灿烂只进入了眼睛，进入不了心里。好像全身上下都关紧了门，外部的温暖一点儿也进不来。而之前那些被阳光抚慰过的体验像发生在梦中一样。
我无法理解这种满不在乎。失去一只耳朵，比起失去整个生命来说，当然是微不足道的。可是……不知该怎么说……
至于大家治感冒的土方子，往往是爬山松的枝条。爬山松的名字里虽然有个“松”字，其实是一种柏树。每一个进入冬窝子的家庭都会多准备一些这样的柏枝。遇到高寒的天气，就取几枝放在炉板上烘烤，烤出浓郁的烟气，据说能预防感冒。妈妈每天赶牛回来，手里总会拎一枝柏枝，把它折一折塞进洗手壶里泡着。用泡过的水洗手，手上也会沾染柏枝的浓郁气息。妈妈洗过手，一边闻着手心一边说：“很香啊，李娟！”还伸过来让我闻。我觉得还谈不上“香”吧，只是一种比较特别的、热烈的植物气息罢了。可对妈妈来说，这是她所熟知、所依赖的一种味道。
——甚至，连这个，都不能算是病。
我为妈妈买了风油精和清凉油，据说这些东西抹一抹也能缓解头疼。可妈妈坚决不用，她厌烦地说：“臭！”可我倒认为挺“香”，它们刺激又鲜辣的气息闻起来明明令人心明意朗。大约因为我从小就抹这种东西驱蚊、避暑，已经习惯了吧。
怎么能怨怪大家不关心卡西呢？因为已经没法治疗了，早就聋了，大家早已接受这个事实了……
一个人的生命当然比一群羊重要，将来也许会因为一群羊而失去一个孩子，可是，“将来”不是现在，人却只活在现在。现在羊在受苦，而现在人尚能忍受……这是愚昧吗？
又一天傍晚，羊群只回来了一部分，我和妈妈在山坡上等待着。一时无事，妈妈吩咐我帮她一起拔蒲公英。回家后，妈妈把这一大堆蒲公英洗剥干净，连根一起塞进茶壶里煮了起来。她说这种水也治胃病。我倒也知道蒲公英原本就是一味清热解毒的中药，没想到还能治胃病。
这个医生也是哈萨克族。但是，她已经在城市里了，已经过着与羊群没有关系的生活。当她愤怒指责的时候，她又有什么指责的立场呢？她永远不能体会饥饿羸弱的羊群停留在额河南岸迟迟不能动身时牧人的焦虑与心痛。她是善良的，但她的善良已经太遥远了。
可后来牛瘸了，大家也用这种水浇洗蹄缝……俗话说：“样样通，门门瘟。”太万能的药往往哪方面都靠不住。
医生一听，生气了：“这孩子是你亲生的吗？”“是的……”“那还有什么舍不得的？”接下来噼里啪啦一顿臭骂，又扭过头用汉语激动地对我说：“你不知道，他们这些哈萨克……当然，我也是哈萨克——可我就是不能理解，人怎么这么看待生命？死了就死了，活了就活了。一条命还不如一群羊！愚昧！”
记得在六月的那场婚礼上，一个男孩子突然流鼻血了。大家静静围着他（包括他母亲在内），等着一切结束。他低着头，血大滴大滴地流着，半天都不停，满地都是血。我本不打算干涉，因为周围人统统无动于衷的样子，肯定有其原因。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掏出纸巾替他堵上，又用凉水敷他的后脑勺。大家看着也没说什么，但显然有些不以为然。后来这种事情见多了，也就明白了，只是传统认知不同而已。大约他们觉得鼻血只在该流的时候流，流鼻血也是疾病的一个出口，流完了就好了，不应阻止。我不知如何判断。这也源自古老的生存经验吧，应该也有合理性吧。
卡西“豁切”一声，笑嘻嘻地说：“烂了三年了，没有三年了。”
总之，一开始说的是我的病。来到吾塞后，我连着半个月有气无力，咳个不停。尤其深夜里，好几次咳得气都喘不过来。那时，妈妈总被我的咳声惊醒，在黑暗中连连叹息。
可一个月后，她还在说耳朵痒。怎么会痒这么久呢？我很吃惊，揪着她的耳朵用手电筒往里一照——天啦，里面灌满了暗色的脓水！我吓坏了，认为事态严重，立刻要求家人带卡西去城里看病。但大家都不以为然，卡西本人也一副“真是大惊小怪”的神情。我急得团团转，吓唬她说：“不去医院，再过几天，耳朵就烂掉了，没有了！”
雨季渐渐过去了，在阳光充沛的正午，兄妹俩脱得只剩短袖T恤。每当他们光着胳膊经过裹得跟大白菜似的李娟时，我既难为情，又忍不住为眼前的情景连打寒战，再掖一掖外套……
妈妈的牙痛病也非常厉害，一疼起来饭也不能吃，话也不想说，只能喝清茶，喝不得奶茶。她的愿望是拔掉那颗折磨她的蛀牙，可又总为拔牙的昂贵费用而忧愁。
孩子的病情有些复杂，医生提出要住院观察。这个朋友急了：“羊还没过河！”当时正是迁移的日子。
有一天，炉子边扔着两块雪白的干馕。我以为是妈妈整理装食品的纸箱时翻出的被长时间遗忘的旧馕，便想拿去给班班吃。可一握在手里，顿觉分量不对头。仔细一看，原来是附生在树木上的坚硬菌类。卡西说，把这个煎水服用，能治妈妈的牙痛。我高兴地问，有效果吗？回答“有效果”。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早点煮来吃？我扭头教训斯马胡力：“整天宁可乱吃药，也不好好想办法！”
我有一个哈萨克族朋友，有一次请我帮忙带他和他小儿子去医院看病，帮他挂号、问诊，因为他不懂汉语。好在那天的医生也是哈萨克族，我便没能帮上太大的忙。
那天，妈妈和斯马胡力一人喝了一大碗这种木菌煮出来的水。可到了该疼的时候，仍疼个没完。我失望地说：“这个药不好。”大家都反对：“豁切，好的！”不晓得好在哪里。我猜，可能大家都不愿说不吉利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