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那你瞧瞧这个吧。”亨利说。

“我想不会。”

他伸手递给我一封信——信上的字不是我的笔迹。“打开来看吧，念念。”亨利说。信是亨利的一个朋友写来的，上面写道：“我的建议是，你想帮助的那个人应该去找维戈街159号一个名叫萨维奇的人。我发现他能干、谨慎；他的手下也不像通常干这个行当的家伙们那样惹人讨厌。”

“萨拉会回来吗？”

“我不明白，亨利。”

如果两年前亨利就像现在这样说出这几个字来的话，我会感到惊恐吗？不，我想我会喜出望外的。人对于东瞒西骗的生活总是没法不感到厌倦。我会欣然接受公开的决斗，哪怕只为了这样一个原因，即：在决斗中，由于亨利那方战术上的某种失误，我有那么一丁点儿机会胜出——无论多么渺茫。在此前和此后的生活里，我都从未有过那么强烈的想成为赢家的愿望，就连想写出一本好书的愿望也从未那样强烈过。

“是萨拉。”他说。

他抬起头来，眼眶红红地看着我说：“本德里克斯，我很害怕。”我不能再以那种居高临下、神气活现的态度对待他了。他也成了倒霉鬼学校毕业生当中的一员：他在我上过的同一所学校里通过了考试。我平生头一回把他看成了自己的同类。我记得他的写字台上有几张镶在牛津式相框里的发黄的旧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上是他父亲。我曾经边端详那张照片边想：那上面的人看上去是多么既像亨利（照片是在与亨利差不多大的年龄，即四十五六岁的光景时照的），又不像亨利啊。不像的地方并不是人中上留的一撇小胡子——而是他脸上那种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特有的世事驾轻就熟、方向路线清楚的自信神情。突然间，我又感觉到了刚才有过的那种惺惺相惜、同类相伴的友情。我喜欢亨利甚于喜欢他那曾在财政部供职的父亲。我俩同样都是局外人。

“什么事让你烦心，亨利？”那本关于高级公务员的小说我早已丢开不写了，我也没再继续去寻找什么原型。

“你害怕什么，亨利？”

“不，不是病了。我不这么想。”他神色凄然地环顾了一下四周——这里不是他习惯的“环境”。我注意到他两眼充血，也许他不能好好戴眼镜——周围老有那么多的生人，也有可能是他淌过眼泪的缘故。他说：“本德里克斯，我不能在这儿谈。”听他的口气，就好像他曾经有过在什么地方谈话的习惯似的。“跟我到家里去吧。”

“我给这人写了封信，说我的一个熟人因为私人侦探事务所的事情来征求我的意见。真是糟糕透了，本德里克斯。他一定早就看穿了我的幌子。”

“她是不是病了？我想你说过……”

“你真的是要……？”

酒吧间的门开了，迎着灯光，我看见外面大雨倾盆。一个咋咋呼呼的矮个儿男人冲进门来，嘴里嚷嚷道：“各位好啊？”可是没人搭理他。

“来杯威士忌？”亨利问。我想起了他的眼睛，心下寻思：他是不是喝得比过去多了。从他手下慷慨倒出来的确确实实是两份双倍量的威士忌。

他像被人推了一把似的一屁股坐进安乐椅里，语气愤然地说：“本德里克斯，我一直在想：一个男人所能做的最坏的、最最糟糕的事情……”那些日子里，我肯定整天都坐立不安：为人清白所带来的安详对我来说是多么陌生，又是多么单调无味啊。

以前我从没去过他的书房：我一直是萨拉的朋友，碰到亨利时也是在萨拉的地方，在她那间杂乱的起居室里。那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是彼此相配的，也没有什么东西属于某个特定的时代，或者经过专门的布置；那里的一切似乎都属于我见到萨拉的那一周，因为主人没让任何一件标志着旧时喜好或情感的东西留存下来。那里的一切都是被人用过的，就像此刻在亨利的书房里，我感到很少有什么东西被人用过一样。我怀疑那套吉本的集子到底有没有被打开过，而司各特的那套文集之所以放在那儿，可能也只是因为那是他父亲的东西，就像那座《掷铁饼者》雕像的青铜复制品一样。然而，在这间没怎么用过的房间里，亨利的心情却变得好了一点，这只是因为这里是他的房间——是归他所有的东西。我满怀嫉恨地想：一个人要是稳稳当当地拥有一件东西，那就从来不需要去用它。

“你可以相信我的，这点你知道，亨利。”我边说心里边想：尽管我信写得很少，但萨拉还是有可能保留着我的一封信。这是作家们冒的一种职业风险。女人会夸大她们情人的重要性，她们从来也不会预想到有朝一日，一封言辞失检的情书会被打上“有趣”的标记，以五先令一封的标价出现在手迹售品的目录上，那时的情景将会让人多么沮丧。

我付了酒钱，这是亨利心神不宁的又一个表现，因为他对别人的好客之举从来就不太容易消受；大家一起打车时，他总是那个别人还在东摸西找时就已把车钱攥在手心里的人。公共草坪的林荫道上雨水仍在遍地流淌，不过亨利的家离得并不远。他从安妮女王朝代风格的气窗下摸出碰簧锁的钥匙，打开房门，走进去喊道：“萨拉，萨拉。”我盼望着有人答应，但又害怕听到应声，不过最终并没有人答应。亨利说：“她还没回来，到书房里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