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
“是爸雇他的。不过，等我打听出来他是哪儿的人，我就知道他会干活，因为那儿乡下的人除了干苦活外没时间学别的事情。我还知道，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一定老实可靠：他们乡下没什么东西能让人想得不得了只好学会偷盗。不过，我当时估计不足的是他的爱心。我想我当初认为，他从那么样的地方出来，他从来就是一无所有，而且出于跟前面说的同样的原因——就连对爱的理解也在他以前早八辈子就消失了，从他第一个来这儿在老祖宗要对追求爱情还是想方设法生存下去这两者之中做出最后选择的时候开始，他们就顾不上考虑爱心了。
“他就这样来我家干活了，跟黑鬼干一样的活，拿一样的工资。一直到秋末，河滩地积水了，我们打算关门过冬的时候，我发现他已经跟爸达成协议，他留下来当巡夜人和看守人，一直当到第二年春天，只放三天假回家过圣诞节。他就这么待下来了。第二年开工的时候，他已经学会很多东西而且还在不断学习。夏天没过，他已经能够一个人照管锯木厂的全部活计。到了夏末，爸根本不上锯木厂去了，我只是高兴去才去，也许一星期去个一次两次的。到秋天，爸都说他打算给他盖个小棚屋，不让他再住在锅炉房里，睡用苞叶做的褥子，使破旧的坏厨灶。那年冬天他还留在厂里。他那年圣诞节什么时候回的家，他什么时候走的又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因为连我过了秋天都没去过他那里。
“二月里，有天下午——有几天天气比较好，我想我有点心神不定——我骑马去他那里。我看到的第一样东西便是她，这也是我第一次在他那儿看见她——一个年轻女人，也许在她身体健康的时候，她还挺漂亮的；我说不上来。因为她不光是瘦，她是骨瘦如柴。她有病，并不只是看上去挨过饿，尽管她还能走动，还没有躺倒；这也不是因为她出不了一个月就会生孩子。我说：‘她是谁？’他看着我说：‘她是我老婆。’我说：‘你什么时候娶的？去年秋天你还没老婆呢。那孩子不到一个月就要生了。’他说：‘你要我们走吗？’我说：‘我干吗要你们走？’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根据我现在知道的事，根据三年以后她两个弟弟拿了法院批件来找我之后我打听出来的事。这不是根据他告诉我的话，因为他什么都没对人说。”
“不见了？”加文舅舅说。
“对，不见了。一天早上，他们俩都没了。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走的。有一天，我实在憋不住了，就上他家去了，可屋里没人。我就到地里去。老头儿在犁地。开始，我以为犁把扶手中间的横档断了，他用棵小树绑了起来。可他看见我就把小树一扔，我才发现那是管猎枪。我估计，他对我讲的话跟今天你们在那儿时对你们讲的差不多。第二年，老头又把那黑鬼找来帮他干活。后来，大约过了五年吧，杰克逊回来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家的。有天早上，他就在那儿。那黑鬼又走了。他跟他爸又像从前那样种地干活。有一天，我又憋不住了，又上他那儿去了。他在犁地，我就站在篱笆边上。过了一会儿，他犁到篱笆边上，可他正眼都不瞧我一下；他犁着地，从我身边走过去，走了有十英尺远，还是没看我一眼，后来，他转过身子走了回来。我说：‘杰克逊，他死了吗？’这时候，他抬起头看看我。‘那孩子。’我说。可他只说了一句，‘什么孩子？’”
他们请我们留下来吃饭。
加文舅舅谢谢他们。“我们带了些点心。”他说，“这儿到凡纳商店有三十英里，从那儿去杰弗生又是二十英里。我们这儿的路又都不大合适开汽车呢。”
因此，我们正好在太阳落山的时候赶到法国人湾村的凡纳商店。又有一个男人从空荡荡的门廊里站起身，走下台阶，来到我们的汽车旁。
“等我听说了上他们那儿去的时候，”普鲁伊特太太说，“那娃娃还不到半个月大。他怎么养活这娃娃，光靠羊奶——”
“我想你们并不知道，”普鲁伊特说，“羊跟牛不一样。你得两个来小时挤一次羊奶。这就是说夜里也得挤。”
“就是嘛，”普鲁伊特太太说，“他连尿布都没有。他只有几块撕开的面粉口袋布，产婆教他怎么放尿布。所以，我做了几块尿布，我上他那儿去；他留下那黑鬼帮他爸在地里干活，他做饭，洗衣服，照料孩子，挤羊奶喂孩子。我总说：‘让我来照顾他。至少到他可以断奶的时候。你想的话，也住到我家里来。’而他总是看看我——一个又瘦又小，早已筋疲力尽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坐下来好好吃个够的人——对我说：‘多谢您了，太太。我能对付。’”
“这话不错，”普鲁伊特说，“我不知道他锯木活儿干得好不好。他从来没个农场让他发现自己干农活的本领。可他确实把孩子养大了。”“是啊，”普鲁伊特太太说，“我老提醒他，‘我们从来没听说你结婚了。’我说。‘是的，太太，’他说，‘我们去年结的婚。孩子生下来，她死了。’‘她是谁？’我问他，‘是法国人湾的姑娘吗？’‘不，太太，’他说，‘她是南边人。’‘她姓什么？’我又问。‘史密斯小姐。’他说。”
“他可没时间不干苦活去学撒谎。”普鲁伊特说，“不过他养活了那男孩。秋收以后，他让黑鬼回家，第二年开春，他跟老头像从前一样干活。他做了个像印第安人常用的那种小背包来背孩子。地里还冰凉的时候，我有时候去他那儿看杰克逊和他爸犁地砍柴枝，小背包挂在篱笆上，那娃娃坐在里面睡得呼呼的，好像背斗是鸭绒垫的眠床。那年春天他学会走路了，我常常站在篱笆边上，看着那个一丁点儿大的家伙在犁沟中间拼命想追上杰克逊。杰克逊犁到拐弯的地方会停下来，走回去，把他举起来让他骑在脖子上，然后扶起犁杖接着犁地。夏天快完的时候，他已经会满地走了。杰克逊用根小棍和一小块木瓦给他做了把小锄头。你能看得见杰克逊在齐大腿高的地里割棉花，可你根本看不见那孩子；你只看到他待的地方棉花在摇晃。”
“我一直在等你。”他说，“看来你白费劲了。”他对加文舅舅眨了下眼睛。“那个芬奇雷。”
“就是嘛，”加文舅舅说，“你干吗不早告诉我？”
“我自己都没认出来。”奎克说。“我听说你的陪审团没能做出一致决定，而且只有一个人反对，我这才把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了。”
“名字？”加文舅舅问，“什么名——没关系。说吧。”
于是，我们坐在上了锁的、空无一人的商店门廊里。树上的知了尖利地叫个不停，尘土飞扬的大路上萤火虫一闪一闪地飞来又飞去。奎克懒散地坐在加文舅舅边上的长凳上，浑身松松垮垮的，好像一动就会散架了。他用懒洋洋的嘲讽的口吻说话，好像他有整整一晚上的时间来讲这件事，而且讲这件事就需要整整一晚上。可是，他没花那么长的时间。就他讲的内容来说，他花的时间实在不够长。不过，加文舅舅说，要总结任何一个人的一生的经历，你并不需要太多的字；有人已经用十二个字概括了：他生了下来，他受了苦，他死了。
“杰克逊还给他做衣服呢。”普鲁伊特太太说，“他亲自缝的，用手一针针缝的。我做了几件褂子，拿了过去。我只做了一次。他收下衣服，还谢谢我。不过，你看得出来的。他好像连土地都妒忌，因为它提供娃娃吃食让他能活下来。我还劝杰克逊带孩子去教堂，给他受洗礼。‘他已经取了名字了。’他说，‘他的名字叫杰克逊与朗斯特里特·芬奇雷。爸两个名字都合适。’”
“他哪儿都不去，”普鲁伊特说，“因为杰克逊走到哪儿，那孩子跟到哪儿。要是他是在法国人湾把孩子偷来的，那他不可能把他藏得更贴身了。就连去汉文山商店买东西都是由老头去买。每年只有一次杰克逊和那孩子真正分开一小会儿，那便是杰克逊骑马去杰弗生付税。我第一次见到那孩子的时候，我觉得他像一头塞特种小猎犬。有一天，我听说杰克逊去杰弗生镇付税了。我就上他们家去了。那孩子躲在床底下，不吵也不闹，只是缩到一个角落里，朝外看着我。他没眨一下眼睛，简直就像有人头天晚上抓到的狐狸崽子或狼伢子。”
我们看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鼻烟，往盒盖里倒了一点鼻烟，把鼻烟倒进下嘴唇里，小心翼翼地敲敲盒盖，让烟丝一点不落地都倒进嘴里。
“好了，”加文舅舅说，“后来呢？”
“没有了。我都讲了。”普鲁伊特说，“第二年夏天，他跟孩子都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