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意识
“很难说。”
“土头土脑是吧？”
“不是！”
“是表情？”
那个老李就说：“操，简直是资产阶级呀。”
两个嘴角都朝下撇着永远骄傲自满似的老张说：“可不咋的，简直是丢她爹娘的老脸啊，不知是谁家的闺女，潮一样！”
王局长说：“你这两个同志，跟不上形势呢！”
老李说：“我要有这么个闺女，不毁她个婊子儿的来！”
二、衣服的扣子都系看，自行车大梁缠着，小精明，重视级别和录音，天气预报不准骂广播站
一、重视铅字，讲究三六九，时兴温锅，可以养鸡，给丈母娘过生日可以请假，小日子过起来
不瞒您说，咱一个小小的连职干部，一九八一年底从部队转业的时候，顺顺当当地就连同老婆孩子一起转到了县城，当了广播局的编辑部主任，而且人还没去就有独门独院的三间小平房在等着，应该说够可以的了吧？你知道我们沂蒙山有五大特产不是？叫苹果山楂和黄烟，复员军人加蚕茧，这五样东西各自的产量都是全省第一名。山区的工业又不多，公家单位就那些，数量占全省第一的复员军人年年往这拥，安排起来有多难那还不明摆着？在这种形势下，咱一没有背景，二没有靠山，所有的直系和旁系亲属中连一个脱产或不脱产的干部也没有，也不能联系紧俏物资什么的，凭嘛？说出来您可能不信，就凭着咱有两本儿厚厚的剪报。那两本儿剪报当然都是本人发表过的新闻和文学作品。我料定这些铅字的东西在我们沂蒙山区的小县城里会格外吃香。果然，人事局长牛满山看了就很惊讶：说是：“好家伙，这么多呀！全是你写的？操，报道组和广播站的那些东西，一个个的看着跟笔杆子样的，其实没多少道道儿啊，他们发表的材料全加起来也不如你的一半儿多，还有小说呢？怎么写的来！”
这么的，咱就当了广播局的编辑部主任，我老婆则随我到广播局当了会计，很痛快。
那么，当初我是怎么想起要积攒那些玩意儿的呢？说来话长，简而言之是高中时候受了我语文老师的启发。他就有一本儿那玩意儿。里面总共贴了五六首署着他名字的四行一首的那种诗，每首诗的下面都标着哪年哪月哪日发表于何种报刊，还标着得了多少稿费。那时候我觉得稿费比一般的人民币好听值钱有意义，就对他崇拜得要命。即使后来的“文革”中他因为那本儿剪报多了些罪状多挨了些拳脚，也丝毫没影响我萌发将来也要有一本儿那玩意儿的念头儿。因此上，我参了军搞了新闻报道工作之后，就特别注意向能变成铅字的报刊投稿，而从不向只能变成声音不能文字保存的电台投稿，嗯。
广播站在县城中心一座小山的阳面，五六排平房依次比邻，拾级而上，最后一排是办公室、机房、播音室，其余的就都是单身宿舍和隔成了小院儿的家属区。局长王砚耕五十来岁，个子不高，面皮很黑，一身农民打扮。我去报到的时候，他说是：“已经接到你要来的正式通知了，是我主动到人事局要求的，那个报道组有什么好，不是正式的新闻单位，干巴巴的什么福利也没有，还没房子，咱们广播站才是县一级唯一的新闻单位，文件上是这么说的，这可不是随便就能定的，不去报道组没意见吧？”完了，就让我“好好在家过个团圆年，局里要求是正月初六上班，你初九来吧，初九是个好日子，‘三六九，往外走’嘛，嗯，到时候连家也一块儿搬过来，别弄得三三两两的，上了班之后再今天调老婆明天搬家的，半年安不下心。去看看房子吧？就是还没刷，春节之后一上班我就安排人给你刷，顺便把顶棚也扎上，你转业回来是有五百块钱安家费的，操它的，人争来了，宣传部把安家费给扣下了。”
有一年我到北京的某家刊物改稿子，一位从未跟我见过面的编辑到车站接我。我出得站来，正捉摸着有没有写着我名字的牌子什么的，那位编辑就站到了我的面前：“您是老刘同志吧？”
我说：“是老刘不假，你怎么知道？”
那编辑笑笑：“一看就知道你是小县城来的！”
沂蒙山方言，傻，少个心眼的意思。
“你怎么一看就知道的呢？”
我老婆当时在离县城四十来里地的一个军工厂工作，我在她那里过完了年，办完了有关她调动的一系列手续和关系，正愁着怎么把家也一块儿搬过去，不想初九这天一大早，广播局的车就来了，上边儿还有五六个小伙子，是专门来帮我搬家的。连同我老婆厂里的人，三下五除二，一会儿就装好了。待车开到广播局，所有的职工和家属就都在院子里等着，有人还在即将成为我家的小院儿门口放了一串鞭。王局长亲自指挥着人卸车搬家具，同样三下五除二地一会儿就安顿好了。完了他掏出烟卷儿给大伙儿散，说是：“干得还怪快哩，抽支烟！”像给他家干活似的。我老婆瞪我一眼，见我没反应，就气势汹汹地走到我跟前悄声说是：“你的烟呢？这个也不懂？你们当兵的就是不懂个礼貌性儿！”我赶忙掏出烟来散，王局长说我爱人：“这么厉害干嘛呀！抽谁的不一样啊，自家人哪有这么多讲究！”
待我一切收拾停当，准备第二天上班的时候，王局长领着全局的职工来给我温锅。职工不多，十来个，我知道我家乡的农村是兴温锅的，却不想县城里也温。他们各自一瓶酒二斤肉地来到你门上，甚至不要你动手，只是用一下你的锅碗瓢盆油盐酱醋，一桌实实在在的酒席就出来了。王局长代表全局职工向我表示热烈之欢迎，他说是：“别说话了，都别说了，今天到的还怪全哩，噢，郝局长没来，他请了假给他丈母娘做生日去了，老马、小梅和小贤也没来，她们是女的，不喝酒，让我代表了，老李，不让你说话嘛你还说，小孩儿一样，年纪也不小了，这么的吧，所有的意思都在这里边儿了，老规矩，干完两杯再发言！”
喝起酒来的时候，王局长断断续续地说了三件事：一是县城这地方不要买冰箱，冰箱没用，来了客人现去买菜也来得及，肉还是新鲜的；电视得买，噢，你有了哇，赶明儿换个彩电，咱这里买彩电有个优越条件，坏了甭求人，咱自己就能修，哎，老李，把电视打开，听听新闻联播；鸡得喂，吃个鸡蛋啦，来了客人杀它一只啦，方便。二是广播站是个出人才出干部的地方，县委办公室主任、宣传部副部长、农工部部长就都是广播站出去的。但真正懂业务的不多，他们充其量只会写个总结材料什么的，什么通讯啦消息啦，严格地讲都还没真正入门儿。你来了就好了，你发表的好多东西我都看过，你大姐我也认识，她当农业社社长的时候我还去采访过她，你的小名我也知道，我只是不说，嗯。三是两个万岁的问题，无线广播万岁，有线广播也万岁。有人说有线广播没前途，不对，嗯！日本工业这么发达，还不照样发展有线广播？
这锅一温、酒一喝，我心里就热乎乎的。我在部队十五年，长期两地生活，始终有种断梗飘萍般的感觉，早就渴望有个固定的家，从此不再东悠西荡。此时确实就有了宾至如归温暖如春的感觉，我有了一个真正的家了，我知道在县城这地方怎么买粮买煤买菜了，还可以养鸡什么的。我决心重打锣鼓另开戏，小日子从此就这么过起来。
电视上一个女人拿着话筒在扭来扭去地唱流行歌曲，闭着眼，还大喘气。王局长说：“这种话筒不孬，五百块钱下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