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绑匪纸条

学生死后，他感受到“化繁为简”的效用，便立即思考如何“化害为利”。他觉得最聪明的办法是制造一种绑架学生的假象，向学生的家长敲诈。

过桥，顺墙根，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

真绑架已经够麻烦的了，何况是假绑架，他要考虑很多技术环节和心理效果。在智力不够的时候，他仍然向中国的历史文化求援，运用了一系列“声东击西”、“欲擒故纵”的谋术，把“宫廷智慧”、“三国智慧”全都用上了。结果又见机而收，安全撤退，让警方完全束手无策，只得把案子作为“悬案”搁置下来。

那张纸条上其实只写了十九个字，六个标点符号。其文曰：

这以后，他又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系列“隐潜术”、“隔断术”、“放松术”、“偷窥术”，躲到了大学的讲台边。整整八年，无风无浪，无惊无吓。他侃侃而谈，讲诗词，讲国学，讲君子，讲道德。

如果他自己发觉了这种流露，一定会掩盖的，但他没有发觉，可见实在成了一种表述本能。时至今日，能有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经不多，因此侦查的范围可缩得很小。

罪犯当然不会在这里故意卖弄文采，只能是长期读古文、写旧体诗的习惯，产生了自然流露。

那地方有一所大学。很快破案，罪犯是一个大学教师。

更有趣的是，这个句子读起来既有节奏又有音韵，在两个“二三”结构的重复后接一个“五四”结构，每个结构末尾都押韵。看得出，受到晚明小品的不小影响。

谁揭发了他？文化。

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纸条，给了刑侦专家一个重新判断的机会？

如果没有那位刑侦专家吴忠义在尘封的案卷上多溜了一眼，那么，这个人一定还会被奉为“国学泰斗”、“师德模范”，广受崇敬。因为一算，这个人的年龄和教龄都已足够，头发也该白了。

这天，一位名叫吴忠义的刑侦专家在翻看旧案卷时发现了绑匪写的一张纸条。他先匆匆瞟了一眼，突然若有所思。很快，他决定重新侦查此案，而侦查的范围，划定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人中间。

顺便要借这件事，提一提我和上海那几个“咬文嚼字专家”的分歧。如果看到那张绑匪的纸条，他们会让学生们品咂那十九个字的遣词造句；而我，则要学生们注意那张纸条背后的血迹，以及许多文字背后的生命陨灭。

四个指引词，“过、顺、向、见”，准确而不重复，简直难于删改。特别是那个“见”字，用在此处，连一般精通文字的写作人也不容易办到。一般会写成“有”，但那就脱离了动词指引的统一性。

当然，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现在广泛崇尚的文化知识和文化技能，而不是现在严重黯哑的文化道义和文化人格。

请看这十九个字，罪犯为了把藏信的地方说清楚，不用东西南北、几步几米的一般定位法，而是用动词来一路指引，这在修辞上显然是极聪明的选择。

由于绑匪的文字功力，我还稍稍关注了一下案情。原来，事情的起点并不邪恶，而是他与被害学生在河堤上做转圈游戏。学生转晕后掉到了污水沟里，摔掉了几颗门牙，满脸是血，他怕家长怪罪，就用手去捂学生流血的嘴，而且一直捂了下去。他当时心里想的是“小过难辩，大过难罪”，“至繁不如化简”，“无毒不丈夫”，“一不做二不休”，都是传统文化中的语言。

写这张纸条的罪犯是在向受害者的家属指点藏信的所在。他竭力想把句子缩到最短，减少信息量，但他忘了，文字越减缩，越能显现一个人的文化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