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道

这一连串的问题，使胡适很难受。荣格也开始意识到，中国当代学者已渐渐走向西方的科学境界，对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怀疑了。

胡适比荣格小十六岁，无论从年龄辈分上还是从学术辈分上都不能与荣格比肩。他显然没有读过荣格为《易经》写的那十七页引言，所以那天说得太草率了。荣格一听就着急，而且后来还是不断着急，一再“劝告中国文明绝对不要跟西方跑”。

如果说，文化的最初踪影，是人的痕迹，那么，文化的最后结晶，是人的归属。

——《西方思想家论中国》第176—177页

五、“小人”的出现

荣格并且发现，中国道家有“物极必反”的基本法则，远远超过西方人的思想。他指出，西方往往被“自我中心观”的魔鬼引导，而沿着所谓“高贵”的道路走向宗教经验将带来的硕果。于此，荣格观察到，道家的“物极必反”法则西方可以采用，唯有靠此，在西方互相冲突的人格和他们忘记了的另一半才会团圆，西方人士的痛苦内战才会结束。

早在荣格见胡适之前很多年，中国最有现代思维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在日本的一次演讲中，已经触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别，观点居然非常靠近荣格而不是胡适。他还借此警告了日本的文化选择。

任何文化，都是前人对后代的遗嘱。最好的遗嘱，莫过于理想的预示。

荣格见了胡适后，发现中国当代学者已经不明白自己传统文化中有些内容“远远超过西方人的思想”，不明白“西方互相冲突的人格”所造成的痛苦内战只有靠中国哲学才能结束。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当代智者都是这样。

后代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中国文化由儒家作了理想性的回答：做个君子。

三、孙中山的忠告

儒家在对“君子”进行阐述的时候，采取了一种极为高明的理论技巧。那就是，不直接定义“君子”，只是反复描绘它的对立面。

荣格为威廉的《易经》译本写了十七页的引言。荣格说，西方古代的科学与中国《易经》原则是共通的，但是与西方现代科学的因果律有很大的差别。因果律超越不过统计学，现代人比不上古代人的主观智慧。因果律把人的主观异化了，该是西方文明很大的毛病。

“君子”的对立面，就是“小人”。

胡适认为《易经》是一种魔术和符咒，用的是西方近代科学思维。但他不知道，此刻坐在他眼前的这位西方公认的一流学者，却曾经深入研究过《易经》。我们不妨再读一段刘先生的介绍：

用一系列的否定，来完成一种肯定。这种理论技巧，也可称之为“边缘裁切法”，或曰“划界确认法”。这种方法，在逻辑学上，是通过确认外延，来包围内涵。

做个君子，也就是做个最合格、最理想的中国人。

汪道涵先生他们这代人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很深，因此比较能够理解胡适对于《易经》等中国古典的隔阂，很不喜欢当时已经重新探头的“国粹”、“国学”等概念，隐隐觉得那是改革开放的文化阻力。我向汪道涵先生解释道，我也不喜欢“国粹”、“国学”等低级复古主义的提法，认为那是借用国家主义来实行排他主义，而且主要是排斥国内的其他艺术和学问；但是，从文化人类学的高度寻找民族生存的远古基因，与我们的现代化努力并不抵牾。让我高兴的是，汪先生虽然不熟悉荣格，却对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比较了解，读过《金枝》，这就使我们讨论荣格有了基础。

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没有沦丧的最终原因，是君子未死，人格未溃。

荣格在以上引文中论述到中国哲学时，作为对照，提到了自己非常熟悉的“西方互相冲突的人格”。你看，人格，还是人格，他离不开这个命题。他指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正在于人格的不同，这是他的学术基点。

中国文化的延续，是君子人格的延续；中国文化的刚健，是君子人格的刚健；中国文化的缺憾，是君子人格的缺憾；中国文化的更新，是君子人格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