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辩18天，大唐玄奘对印度6000僧人

<a href="#filepos1226279">[1]</a> 玄奘生年多有异说，此处从梁启超之说。

<a href="#filepos1229215">[2]</a> 玄奘西行的时间，普遍认为是贞观三年，此处依据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相关考证，确定为贞观元年。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月初五夜，玄奘大师在宜君山的玉华寺圆寂，终年六十九岁。

出殡之日，莽莽苍苍的白鹿原上出现了一支一眼望不到头的送葬队伍。

这里有朝廷官员，有佛教僧人，可更多的是自发为大师送行的长安百姓。史称：“（玄奘）归葬于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数万人。”（《旧唐书·玄奘传》）

从回到长安的第二十七天起，玄奘就开始着手翻译佛典，一直到去世前的二十七天，他才搁下手中的译笔，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十九年间，玄奘带领弟子们共译出佛教经论75部1335卷，计1300万言。

玄奘大师的西行求法，前后历时十九年，行程共计五万里，堪称世界中古史上一次艰难而伟大的探险之旅、朝圣之旅，也是意义最为深远的一次学术和文化之旅。

玄奘回到长安的时候，受到了朝野上下隆重而盛大的欢迎，与他当年“偷越国境”时寂寞而苍凉的境况相去不啻霄壤。

然而，玄奘还是当年的那个玄奘，信仰还是当年的那个信仰。

唯一不同的，只是外在的评价和世人的目光。

贞观十九年二月，玄奘去洛阳见了李世民。李世民对他极为赞叹和欣赏，劝他还俗从政，玄奘力辞。于是李世民就请他把西行路上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随后，玄奘在弟子辩机的协助下，用一年时间完成了价值不可估量的《大唐西域记》。

玄奘大师对梵文造诣精深，而且学术态度极为严谨，因而由他主译的这批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无论是在名相的辨析安立、文义的精确畅达，还是在翻译体例的制定、矫正旧译的讹谬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从而在中国译经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后世因此将他与前秦的鸠摩罗什、萧梁的真谛、开元时代的不空，并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四个人中，其他三个都是外籍僧人：鸠摩罗什祖籍天竺、生于龟兹，真谛是西天竺人，不空是北天竺人，只有玄奘是唯一的中国人。

梁启超说：“自古至今，不但中国人译外国书，没有谁比他多、比他好，就是拿全世界的人来比较，译书最多的恐怕也没有人在他之上。”“法相宗的创造者是玄奘，翻译佛教经典最好、最多的是玄奘，提倡佛教最用力的是玄奘。中国的佛教，或只举一人作代表，我怕除了玄奘，再难找到第二个。”

只有伟大的时代才能诞生这样伟大的人物。

在古代中国，盛世修书一贯被视为国家富强、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而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盛世译经的壮举，又何尝不是为贞观时代添加了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又何尝不是从宗教和文化的层面彰显了大唐王朝的盛世荣光！

这是一部当之无愧的世界名著。

它记述了玄奘西行途中所历所闻的150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历史沿革、地理形势、水陆交通、气候物产、风土人情等，不但是当时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不可多得的一部著述，而且成为后世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和印度历史、地理及中西交通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众所周知，印度在哲学和宗教方面拥有灿烂的成就，可他们的历史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马克思甚至声称：“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因此，要研究印度古代史，《大唐西域记》就是一部谁也绕不过去的重要著作。

一回国，玄奘就开始着手翻译带回来的佛学典籍。唐太宗全力支持他的译经事业，命房玄龄在弘福寺为他组织了一个规模完备的译场，并“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当他的助手。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玄奘译出了一百卷的《瑜伽师地论》，太宗御笔钦赐《大唐三藏圣教序》。同年，太子李治为亡母长孙皇后祈福所建的大慈恩寺竣工落成，玄奘奉命成为住持，进入该寺继续译经。

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年已六十八岁的玄奘终于译出了多达六百卷的《大般若经》，而他的生命也已在彪炳千秋的译经事业中走到了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