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事变真相

为此，当玄武门之变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后，李世民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冲动，向当时负责编纂起居注的褚遂良发出了试探。

虽然后来事实的发展让李世民有幸避免了这样的罪恶，但是对于李世民本人来讲，这样的罪恶只要在他的心中预演过一次，就很可能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永远无法抹除的阴影。

李世民很想看一看——当年那场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包括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在史官的笔下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

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时隔多年之后，李世民尽管可以大胆地把弑兄、杀弟、屠侄的真相昭示于天下，但唯独不敢公开他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囚慈父于后宫”的真相。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地方历来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然而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却非进不可。

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贞观政要》卷七）

这样的“三步走”是任何一场逼宫行动都不可逃避的内在逻辑。因为对于高祖李渊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来说，假如他始终不肯屈服于李世民的意志，坚决不肯以他的名义发布诏书，将军政大权移交给李世民，那么李世民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杀了他。

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

或许有人会说，采用软禁手段，然后矫诏夺权也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但是如此一来，李世民无疑要承担一个很大的政治风险——只要高祖不死，那么即便秦王要矫诏夺权，那些仍然忠于皇帝的文臣武将也有可能会识破秦王的阴谋，因而拒不奉诏，发兵与李世民对抗。到时候不光京师会爆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整个帝国也完全有可能陷入内战。所以，在李世民率兵入宫的时候，他心里肯定已经做好了“弑父”的思想准备，因为这是代价最小、成本最低、最能避免上述政治后遗症的唯一办法。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对李世民和贞观史臣而言，当年那场逼宫行动确实难以在道义上重新包装，也难以在道德上自我说服，因而只能尽力掩盖。但是考虑到事件的完整性，有关高祖的情况在史书的编纂中又不能只字不提，所以贞观史臣最后只好挖空心思地编造了高祖和近臣“泛舟海池”的荒诞一幕，之后又大而化之地抛出了“尉迟敬德入宫宿卫，请降手敕”的粗糙情节，试图以此掩人耳目，把整个玄武门之变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幕和真相含糊其词地敷衍过去。

这样的一种负罪感在某种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赎的力量，成为缔造盛世贞观的潜在动力之一，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强烈的道德不安也驱使着李世民把权力之手伸向了他本来不应染指的地方。

<a href="#filepos864070">[1]</a> 关于伏兵玄武门的具体人员，《资治通鉴》无载，《旧唐书》的《太宗本纪》和其他各传记载不一，今从《长孙无忌传》所载。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一生中最为重大的转折点，它将李世民一举推上了大唐帝国的权力巅峰，同时也将他推上了一个彪炳千秋的历史制高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无疑也使他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道德包袱。

当然，谁都希望事情在第二步结束，谁都希望最后的结局是高祖妥协，与秦王达成政治和解，双方相安无事。可是，谁敢保证事情不会发展到第三步呢？在尚未知悉高祖的反应之前，李世民又怎敢保证自己不会走到第三步呢？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可见，在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世民所面临的一个最可怕的道德困境和最艰难的人生抉择，恰恰不是应不应该在玄武门前袭杀兄弟，而是如果形势逼不得已，他应不应该痛下杀手，弑父弑君？

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对于一个以“爱敬君亲”为最高行为规范的社会而言，对于一个以恪守“忠孝之道”为人生准则的古代臣子而言，还有什么行为比弑父、弑君更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呢？还有什么比这种行为产生的道德和舆论压力更让人难以承受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