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变的开端

面对建成、元吉与世民之间明争暗斗的诸般事实，李渊并不是无所作为、听之任之，而是一直在他们之间尽力弥缝，煞费苦心地维持某种利益平衡，努力做到一碗水端平。然而，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努力一定有结果，但不一定有好结果。李渊的努力就在武德七年夏天结出了令他难以置信的恶果——庆州都督杨文干悍然起兵，而太子竟然涉嫌谋反！

就像尔朱焕等人控告太子的动机在史书中是一团迷雾一样，宇文颖诱使杨文干起兵的动机同样隐藏在历史的背光处。然而，只要我们换个方式来提问，那么有关太子谋反和杨文干兵变的真相很可能就会浮出水面。

其实李渊一直在努力避免悲剧的发生。

刑侦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一起案件发生后，要锁定犯罪嫌疑人，一个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手段就是，看看有哪些人会因为某人的被害而获取利益或消除风险，那么凶手最有可能在这些人中间。

在老病交侵的落寞岁月里，尽管不堪回首的沧桑往事早已把这个老人的生命记忆啃噬得面目全非、斑驳支离，但是那个夏天发生的事情还是无比清晰地烙印在他的心底。对于这个从权力之巅遽然跌落并丧失了一切的昔日天子而言，似乎没有人比他更有理由确信武德七年夏天是所有悲剧的开端。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一张由欲望、阴谋和杀戮共同编织成的灾难之网，便不由分说地朝着李唐皇族的头顶罩了下来，最终酿成了武德九年那一幕禁门喋血、骨肉相残的惨剧。

凯旋回朝后，李建成开始不遗余力地扩充武装力量。他私自招募长安及四方的骁勇之士两千余人，分别驻守东宫的左、右长林门，号长林兵。同时他暗中派遣右虞侯可达志前往幽州，从李艺的旧部中抽调了三百名身经百战的突击骑兵，秘密屯驻东宫附近诸坊，准备进一步充实东宫卫队。

史书没有记载宇文颖到底跟杨文干说了些什么，《资治通鉴》只有这么一句话：“颖至庆州，以情告之，文干遂举兵反。”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宇文颖“以情告之”的“情”到底是实情还是谎言，但是却不妨做一个推论，也就是说——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杨文干才会不顾一切地悍然起兵？

自从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正月平定刘黑闼之后，太子李建成就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他发现自己终于在李世民的面前重拾了失落已久的自尊和自信，而日渐动摇的储君地位也由此得到了巩固。此外这次东征还让他得到了两个额外收获：其一是和四弟李元吉结成了政治同盟，一起把矛头指向了李世民；其二是与燕王李艺（罗艺）深相交结，推荐他入朝担任了左翊卫大将军，并将其纳入了自己的阵营。

如果宇文颖跟杨文干说的是实情，亦即皇帝对谋反之事只是有所怀疑而并未确认，那么杨文干不太可能起兵造反。因为这么做只能在客观上证实李建成的谋反之罪，让太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杨文干是太子的死党，他们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在皇帝尚未弄清太子谋反的事实真相之前，杨文干根本没有理由把自己和太子往火坑里推。

这可能吗？太子真的是杨文干兵变的幕后主使吗？

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在太子涉嫌谋反的情况下，杨文干兵变对谁最有利？

许多年以后，当鬓发苍白的唐高祖李渊被遗弃在宫城西侧那座不事修缮而且乏人问津的大安宫里，独自咀嚼生命中最后的孤独、失落和忧伤时，他将会不止一次地回想起武德七年那个燠热难当的夏天。

进而言之，在尔朱焕、桥公山、杜凤举、宇文颖这几个看上去毫不相关的人背后，是否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一切？

太子李建成“谋反”

由此可见，宇文颖说实话的可能性很小。既然如此，那么促使杨文干孤注一掷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宇文颖捏造了某种事实。

太子谋反？

也就是说，宇文颖很可能告诉杨文干，太子已被皇帝逮捕，随时可能废黜，谋反行迹已经彻底败露，从而让杨文干产生绝望心理，最后不得不铤而走险、悍然起兵。

许多年后，李渊依然清晰地记得他在听到这个消息时的愤怒、震惊与错愕。

如果我们的推论属实，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宇文颖为什么要撒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