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辩18天，大唐玄奘对印度6000僧人

玄奘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遂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告别了戒贤法师和戒日王，返回中国。经过两年的时间，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终于回到了阔别将近二十年的长安。

出发的这一刻，除了简单的行囊和一腔求法的理想之外，玄奘什么都没有。

和他一起回到中国的，是657部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梵文佛典。

就这样，玄奘离开高昌，过焉耆、龟兹等国，翻越凌山（葱岭北部），到达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西南），会晤了统叶护可汗。随后，在统叶护可汗致所经诸国的信件和护送使节的帮助下，玄奘顺利经过西域诸国，过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入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而后沿今巴基斯坦北部，过克什米尔，进入了北印度。

一路上虽然没有白骨精和盘丝洞，没有牛魔王和火焰山，没有魑魅魍魉和九九八十一难，却有一望无际的大漠黄沙，有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有关卡盘查、官吏缉捕的困扰，有缺水断粮、迷失方向的危险。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让他葬身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或者迫使他心生懊悔，黯然东返。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秋天，玄奘终于抵达朝思暮想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在这里，玄奘拜戒贤为师，潜心学习梵语，研习各种大小乘经论，尤其专攻印度法相宗（唯识宗）代表作《瑜伽师地论》，历时五年。此后，玄奘遍访五天竺，足迹遍及印度各地。

走向天竺的这一路，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玄奘重回那烂陀寺。此时他的学业已经粲然大成，戒贤命其升座为众讲解大乘唯识经典。在此期间，他著有《会宗论》，会通了印度大乘瑜伽、般若二宗，将唯识与中观学说相互融贯，自成一家。此外，由于当时南天竺的小乘僧人著有《破大乘论》攻击大乘学说，负面影响很大，玄奘就应戒日王之请，又撰写了破除小乘见地的《制恶见论》。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宁可就西而死，岂能归东而生？

正是这样一种单纯而伟大的信仰，使他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甚至蔑视死亡的威胁，顽强地走向自己生命中的圣地。

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

玄奘从长安起程，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出玉门关外五烽（五道重兵把守的关卡），进入“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八百里戈壁——莫贺延碛，在克服了四天五夜滴水未进的困难之后，终于穿越这个可怕的死亡地带，经伊吾（今新疆哈密市）抵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

玄奘茕然西去的背影显得寂寞而苍凉。

从此，玄奘在印度声名鹊起。

没有人知道，他迈出长安的这一步，是在书写一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玄奘又在戒日王举办的曲女城无遮大会上挫败了五天竺所有的论敌，其盛名更是如日中天，几乎取代戒贤，成为全印度造诣最深、声誉最隆的佛教思想界领袖。

没有人知道，十九年后，这个孑然一身的“偷渡客”竟然会带着震古烁今的伟大成就载誉归来，不仅受到举国上下的盛大欢迎，而且得到太宗李世民的亲自接见。

此行不求财利，无冀名誉，但为无上正法。

高昌国王麹文泰盛情接待了他，但执意要求他留在高昌讲经说法，否则就要把他遣送回国。玄奘无奈，只好以绝食相抗，“水浆不涉于口三日”。最后麹文泰终于被玄奘的至诚所感动，提出两个放行的条件：一、与他约为兄弟；二、求法归来后在高昌停留三年。

早在迈出长安的那一刻，玄奘就已发出宏大的誓愿——

玄奘同意。麹文泰大喜，当即“为法师度四沙弥以充给侍，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韈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此外，为了玄奘能顺利西行，麹文泰还专门准备了二十四封国书，命护送的大臣交给沿途的二十四国国王，每书奉送大绫一匹为礼物，并且亲手写了一封辞义谦恭的信，随信献上“绫、绡五百匹，果味两车”，请求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致信其势力范围内的西域诸国，为玄奘法师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然而，这一切都没能挡住玄奘的脚步。